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从四个维度理解中国企业“出海”

作者:余宗良 申婷 伍锦源 张涛

时间:2023-11-29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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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2013年,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出海”提供了丰富的机遇和广阔的平台。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十周年,企业“出海”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23年1-8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140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5%。2023年11月24日,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展望》中提出未来十年共建“一带一路”总体构想,其中提到坚持“企业主体、市场运作、政府引导、国际规则”的协调推进原则,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鼓励更多国家和企业深入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就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以及新领域等重点领域和方向携手“一带一路”各国全方位多领域互联互通。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企业“出海”将迎来了更多的机遇,因此,我们抛砖引玉,提出从“一带一路”、“世界产业转移”、“对外投资”、微观市场主体等多个维度去加深对企业“出海”的认知。

一、 “一带一路”维度看“企业出海”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经济体GDP规模占全球的42%,人口总数占全球的64%,国土面积占全球的65%,有着巨大的市场规模。毋庸置疑,“一带一路”市场必将是企业发展的蓝海和必争之地。

(一)不断消除的壁垒和释放的市场潜力

2023年,是“一带一路”建设十周年。10年来,我国与五大洲的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内容涵盖投资、贸易、金融、科技等各个领域。在贸易方面,货物贸易累计规模达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速6.4%(高于同期我国外贸整体增速5.68%和全球贸易增速2.6%)。在投资方面,累计双向投资超3800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超2400亿美元。在项目合作方面,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完成营业额累计分别超过1.2万亿美元和8000亿美元;在双边合作机制方面,中国已同30多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效对接,同东盟、非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地区组织的发展规划协同增效。

(二)未来巨大的市场空间

随着“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的推进,中国企业“出海”未来将成为世界经济、国家战略和企业发展战略的协同之关键一环。据世界银行《“一带一路”经济学报告》测算,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每年将为全球产生1.6万亿美元收益,占全球GDP的1.3%,“一带一路”交通项目全部完成后,共建国家交通时间将缩短12%,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8%,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上的贸易成本降低10%,参与国贸易规模增长2.8%-9.7%,全球贸易增长1.7%-6.2%,实际收入增长1.2%—3.4%,760万人将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将摆脱中度贫困。据英国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研究预测,到2040年“一带一路”对50多个共建国家的GDP贡献都将超过100亿美元,美国虽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也获益1.4%的经济增长。

二、从“对外投资”维度看企业“出海”

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实际利用外资(对外直接投资1231.2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1195.6亿美元)。特别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明显增加,对共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蓬勃发展,至2023年10月,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当下,我国已发展成第二对外投资大国,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631.2亿美元,为全球第二位,其中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折合20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7.9%。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继续保持世界前列,这意味着着中国企业“出海”势头渐劲。

(一)历程

我国的对外投资发展历程,大致符合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根据人均GNP对发展阶段的划分。第一阶段为1984年-1992年。这一阶段仅有少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而对外投资非常少。第二阶段为1992-2004年。这一阶段吸引外资能力逐渐增强,对外投资刚刚起步。第三阶段为2004年-2014年。这一阶段对外投资快速增长,资本净流入差额越来越小。第四阶段为2014年至今。该阶段对外投资超过利用外资规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1231.2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1195.6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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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

(二)特征

根据《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来看,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投资主体多元。2022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超2.9万家,私营企业占比最大,达到33.6%。同时,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等也是我国重要的对外投资主体。二是投资产业赛道多样。2022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存量规模上千亿美元的行业有6个,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10737.4亿美元高居榜首,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39%。三是投资区域集中。2022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在全球的190个国家(地区),其中在亚洲的投资存量为18318.6亿美元,占66.5%,而其中又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占比达86.7%。四是投资方式多重。包括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等多重范式,如2022年中国对外投资并购实际交易总额200.6亿美元,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项目483起。

三、从“世界产业转移”维度看企业“出海”

当下,世界产业转移不断加快,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内不断重新分布。世界产业转移,一方面不仅对企业“出海”有着强烈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决定着企业“出海”的方向与模式。因此,研究世界产业转移的历史和趋势,对企业“出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近年中国产业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人工成本上升以及欧美对华贸易壁垒等问题,中国制造业特别是低端制造环节已经丧失了传统的比较优势。而“一带一路”共建尤其是东盟与中国地缘相近、人文相亲,产业双向转移趋势越来越明显。2022年我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立境外企业1.6万家,占总境外企业的34%,以制造业为主,涉及国民经济18个行业大类。

(一)世界产业转移历史

一般认为,世界产业转移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在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用蒸汽机和工厂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模式,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成为世界工厂。但随着国内产业市场的饱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和技术的转移扩散,英国逐渐将纺织、钢铁等产业输出到美国以及欧洲大陆如德、法等国;

第二阶段发生开始于1950年代,美国在完成资本积累后,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致力于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和汽车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轻纺、钢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德国和日本;

第三阶段开始于1960年代。日本在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跃升为世界制造大国。为了应对石油危机和日元升值的压力,决定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集中力量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将轻纺、家电装配等技术层级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同时,美国也将相关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向拉美、东亚各国;

第四阶段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廉价的劳动力和庞大的市场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产业资本,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等后发经济体将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产业转移到中国。

当下,全球正在经历第五阶段的产业转移。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国际政治环境的改变,发达国家逐渐增加对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投资,同时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使各共建国的经济交流更加畅通,致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从中国向印度、越南等国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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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世界产业转移历程

(二)世界产业转移的相关解释

国际产业转移多数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合作的方式,根据区域比较优势原则将产业相关的研发、生产、销售等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而出现产业空间迁移的情况。世界产业转移的方向并非盲目和随机,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有理论的可解释性,如要素禀赋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中心—外围模型,雁形模型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产业转移梯度理论等等,但都可化约为成本-收益、供需关系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如技术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关系密不可分,每一次的技术革命都会大大提高生产力,产生新的产业和生产方式,成本和收益以及供需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相应技术升级发生地就会将旧有落后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形成产业转移。又如在美国兴起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即电气化革命,诞生了电气、汽车、石油等行业,因此推动美国将原有的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转移到日本、德国等地。而世界正处于以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中,中国作为技术革命的重要参与者,必将推动中国将传统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各国,形成新一轮产业转移。

四、从微观市场主体维度看“企业出海”

企业“出海”,又称企业国际化、全球化、“走出去”,指企业将生产经营业务拓展、布局到国际市场,统筹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开展跨国经营活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2023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显示,2023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的海外营业收入总额达到7.2万亿元,这说明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销售额和影响力不断增长,出海的广度、力度和深度以及竞争力都在不断加强。

(一)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出海”主要经历了几个阶段:

尝试探索阶段,由1978年开始,随着中国外交环境改善以及国内实行改革开放,尤其在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后,部分中国企业积极进行“出海”尝试探索;

快速发展阶段,在加入WTO后, “走出去”已是国家战略,大量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开展全球化布局和经营;

升级发展阶段, 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主导对华脱钩断链、地缘政治、疫情、能源等,数字贸易等国际经贸规则变迁;另一方面,我国坚持扩大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企业“出海”规模、范围扩大,机遇与挑战并存。

(二)动因

成本因素。成本因素是企业“出海”的重要驱动力,随着国内成本结构变化,对发展要素的比较优势变迁,以及通讯和交通技术发展带来的互联互通成本及管理成本的降低,企业基于考虑的成本因素(劳动力成本、土地环境成本、原材料成本、运输物流成本等等 )的考量,进行“走出去”。

市场因素。追求更大市场规模,打开国际市场,同时也为了回避本土市场的激烈竞争,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风险。

政策因素。如国际贸易壁垒的存在与否,以及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而出台的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土地使用权优惠等),这些政策通常旨在创造有利于国际企业投资和运营的环境,从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三)务实把握机遇与管控风险

中国企业“出海”不能为“出海”而“出海”,要务实认识自己、认清市场、尽职调查,务实作为,风险和机遇是共存的,以“一带一路”为例:

机遇。一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一带一路”共建经济体经济增长韧性强劲,是全球制造业热力中心,为企业“出海”带来较大市场空间。在全球经济增速整体放缓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共建经济体展现出较强的增长韧性,根据世界银行、IMF、OECD等对各国GDP增速的预测,2024年“一带一路”共建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哈萨克斯坦、孟加拉国、刚果金等国家GDP增速较高。二是人口红利充沛,“一带一路”共建经济体人口稠密,人口规模保持高速增长,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旺盛;同时东南亚是我国华侨华人最主要的分布区域,东南亚11国人口总数约6.5亿,华侨华人群体超过3300万人,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6%,为深化我国与东南亚经贸往来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对中国要素需求旺盛,如“一带一路”共建经济体多数处于工业化初期或中期阶段,并且具有初级要素的比较优势,基建需求、工业投资需求旺盛,同时矿产资源丰富,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风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营商环境、文化、宗教、政局稳定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性,叠加目前的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冲突、全球产业链重组、世界需求收缩、世界经贸秩序和规则重塑等形势,企业“出海”存在东道国的内外在等多重风险,威胁企业的派遣人员的人身安全、与投资流向国家的财产安全。另一方面,也有共建国家将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视作一种国家行为,“债务陷阱论”“资源掠夺论”“环境破坏论”等不利国际舆论,部分国家针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安全审查趋严。

(四)战略上顺势而为

分工、专业化和市场规模,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定理。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未来必将和世界联系更加紧密,深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市场全球化仍然是大势、规律,而不会因为短期的大国博弈、地缘政治、贸易保护和脱钩断链而倒流。这从企业“出海”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也可得知,地域范围,企业的市场空间从本国扩展到邻近一国、多国乃至全球的过程;经营方式,企业“出海”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到代理营销、贴牌生产,再发展到海外自建营销体系、生产体系和研发体系,以及跨国并购和合作研发与生产;经营层次,企业“出海”活动在价值链上从产品“出海”,到营销体系、生产体系“出海”,再到研发体系“出海”,附加值的持续提升。宏观和微观层面,“出海”从企业自身战略与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协同,企业通过“出海”不仅扩大了自身的市场和影响力,也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到国际分工和市场竞争中,进而推动了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五)策略上不断转化调适

经营上的转化调适。在理念上,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体系中要再定位,努力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得更多新优势,企业“出海”的目标不仅限于获取生产要素,更要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先进技术,增强配置各种创新要素的能力;在方式上,拓展企业“出海”的经营方式,从单纯的产品“出海”或营销“出海”,走向品牌“出海”和研发“出海”,实现“OEM-ODM-OBM-IBM”的迭代,推动建立境外生产体系和研发体系,更优更具竞争力地融入全球产业链。

管理上的转化调适。无论从 战略管理、职能管理、品牌管理、合规和风险管控、社会责任等等都应该突破母国思维和模式,转向国际化经营理念,学习,结合自身需求和实际情况, 学习和运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成功的管理经验。例如,在治理结构方面,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化和商业惯例,发展适应性强的治理结构,适时建立国际化的董事会;在管理结构方面,发展适应全球运营的组织结构。实施有效的跨文化管理和沟通策略,确保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的员工能有效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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