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樊纲:应对经济发展中多个“不平衡、不匹配”问题

时间:2023-08-01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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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交出5.5%成绩单。具体到关键指标来看,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3.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8%,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7.9%、民间投资下降0.2%。对于当前经济形势,7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下半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

在中国经济恢复的波动进程中,宏观政策如何发力稳增长?中长期来看,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在哪里?又该如何进一步畅通国内生产要素的流通,以及增加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这些问题,《首席评论》专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

一、发行长期公债,增加现实的投资需求

第一财经:如何判断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有没有必要推出“一揽子”的刺激政策呢?

樊纲: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出现了供求不平衡,但是供求不平衡现在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呢?不是说我们产能过剩,现在要做的事不是去产能的事,现在是怎么加需求,怎么使需求能够持续得到增长。怎么扩大需求?宏观政策大概就两项,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看来现在很难起作用,再加货币再降几个点的利率,作用不大,这时候恐怕就得依靠更多财政政策。但是现在一说财政政策,大家就说了,政府欠了那么多债,其实我们政府总的来讲,特别是中央政府欠债很少。还有一笔城投债,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借的钱,有多少多少万亿,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两种错配。第一个错配是功能错配,就是说地方政府借了债去干了基础设施、投资公共品的事情。公共品投资有个特点,它不是从项目本身得取回报的,比如说我建一个楼,这个楼卖了我就有回报了。政府做基础设施,比如说建设铁路、高铁、地铁、城市不收费的道路、基础设施等等,这些投资靠的是城市做好了以后,城市经济发展了,财政收入提高了,这时候它就有收入,还债是从这儿来的。我们现在城投债是用商业的金融贷款、金融负债去支撑了财政的公共品投资的项目,这是第一个,功能错配。第二个相应的就是期限错配。商业的那些项目往往2年、3年就能有回报,5年、10年就有回报,基础设施这些东西可能是50年、60年、100年才能有回报的。那么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从经济学的角度有没有解决方案呢?有解决方案,第一,不要再用金融债去做财政的事情,直接财政去发债,政府明说了,这是政府发债。第二就是发长期公债。长期公债可以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发的,大家都知道荷兰叫低地国家,要防水,因此海水的坝非常重要,为了建这些水坝,荷兰政府在1648年发了永续债,年复息率5%,现在过去了几百年,还在复息,当年哪怕借了2亿,现在财政上有几万亿了,也没多少钱了。日本有一个60年还债规则,60年对应的什么呢?如果是建基础设施这种市政债的话,60年还债规则对应的是建筑物的60年生命期,所以要根据项目的期限来决定发债的期限,要发长期公债。长期公债分到每一年的还债压力就小了,因此可以多发一点债。

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正从“高增速”向“高质量”转变,“如何加快创新动能培育、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是这一发展阶段的重中之重。其中,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较大就是首先要面对的两大“拦路虎”。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致使东部生态承载能力趋于极限,中西部尚有广大国土空间处于开发利用不足的状态。在城乡层面,人与资本在城乡之间有序流动合理配置的渠道依然不畅通。如何打破“区域”、“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的壁垒,进一步释放其中所蕴藏的潜力?

二、区域均衡发展不等于GDP相同

第一财经:中国如此之大,不同的区域之间发展的状态是不同的,其中就很多协调、融合发展的机会,去互补,甚至说内部产业转移的机会,您如何看待这其中的机会?

樊纲:我们以前一直说其实是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沿海地区中国,一个是内陆地区中国,在体制上、在发展水平上,确实都有一些差异。差异就是机会,差异就是潜力,所以区域之间的发展特别重要。当然,这里面首先要打破一种很流行的观念,就是说区域要发展,最后大家都均等,GDP你是1万亿,我也得1万亿,都变成一样的繁荣,这个是做不到的,因为各个地区的客观条件就不一样,很难做到规模上的趋同。但是可以做到一件事,而且是最根本的一个趋同——人均收入趋同,人均GDP的均等,少数的人创造的产值可能很大,我占有的资源也很多,但是我的人不多,因此人均GDP也可以提高。所以我就说,一方面资本要进去内陆地区,一方面人口要出来,促进这种双向流动,最后实现人均GDP均等,大家都实现共同富裕。

区域性的发展,这块我反倒想说说城市群的发展,它是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吸收更多的人口,它使得一个区域一体化,通过各个方面的连接,包括交通、物流、公共服务等等,它能够一体化,使得整个区域可以更好的发展,大中小城市互补、城市和农村互补。将来我们实现城乡一体化,首先就会在这种大的城市群当中实现。现在中国城镇化率只有65.22%,各国比较起来还是非常低的,所以城市化还得向前推进,农民工最好都能够在城里进一步发展,而不要再回去。通过城市群的发展来解决各种大城市的矛盾,还要有各种制度的变化,公共服务的提供等等。

除了京津冀、成渝城市带这些由国家命名的,实际上现在一些省会城市都在形成大大小小的城市群,还有一些其他的非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较大的中心城市,周边的城市都在围绕它发展,形成了一些城市群,这是下一阶段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乡村振兴的下一步:盘活闲置资源

第一财经:您刚才提到城乡差距还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我们怎么去开发利用农村的这些资源,尤其是现在,当大量的原有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之后,空下来的这些土地资源如何利用?

樊纲:乡村振兴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要把它已经闲置的资源振兴起来,需要一部分人在当地能够更好地、更有效地利用起这些资源。前提是什么呢?人们做事情是要有激励的,他在那儿做事,一天到晚拿的是其他地方工资的1/3、1/4,你说让他怎么能够长期在那儿做事?只能用更少的人、用更现代的方法和技术,去经营现有的那些资源,使他能够获得在其他产业和其他地方获得的同样的收入。怎么实现这个呢?首先要在制度上形成资源得以充分利用、集约利用的一种方式。什么制度呢?农村确权。农村的土地也好,房产也好,要确定给以前农村人口的头上,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流转,可以出租,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获取收入,这些资源就可以更好地被利用起来,市场机制就可以发挥作用。第二步就是要建立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欢迎一些企业进入,欢迎一些个人去创业。用什么呢?用先进的技术,用新的技术去创业。现在各种农耕的技术,一旦实现了资源能够整合,能够实现规模经营,能够土地可以连片,现在很多的技术就可以利用了,利用起来之后,可以得到较高的收入。较高的收入指的是人均的较高收入,以前是100个人在这块地上经营,现在是10个人在这块地上经营,他的收入也就涨了10倍,和以前收入差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不说10倍,5倍也是很可观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6月2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情况的报告》时指出,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各类生产要素有序流动、高效集聚、优化配置,增强区域发展活力”。

四、想方设法让企业“活下去”

第一财经:怎么去界定地方政府之间它合理的、正常的一个市场的竞争,还有它本地的发展,我们的体制机制要为此做出什么样的调整?

樊纲:它是营商环境一部分,特别是现在,因为大家需求都走弱。具体政策,应该说是由具体的法律来保障的,比如反不正当竞争、反对一些保护政策、企业投资的便利等等,包括现在企业投资到国外去,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产业链转移的趋势,有的是合理地转移,比如说因为我们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可能竞争力就不如其他一些国家了,这时候企业要到其他国家去,很正常,对不对?当年也是其他国家的产业转移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现在该转移出去了,企业不转移出去可能过两天死了,他死了,还不如他现在出去,把一部分产能转移出去,他反倒发展了,反倒本地的企业也能够发展。

不仅仅是我们中国大市场,还要有两个大循环的角度,一方面要把我们自己的循环搞好,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在世界上更多地跟大家挂钩,更多地在世界市场上去发展。我们这个国家现在需要大循环,需要大市场,需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个时候你让更多的企业发展,包括其他的企业到你这儿卖东西,到你这儿发展,对你的经济也是一个繁荣,对国家现在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是近两年,民营企业出现了预期转弱、信心不足的现象。2023年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28570亿元,同比下降0.2%,呈现出短期信心偏弱迹象。为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和预期,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健全公平竞争制度等31条政策“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强调,要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五、为企业创造长期良好的营商环境

第一财经:如何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

樊纲:我们怎么扩大企业的投资需求?这个就是需要做体制改革的事情了,要从长远的角度,我们怎么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不是说你注册登记的时候方便不方便,是你注册登记以后能不能挣钱,有的地方是注册登记的时候“我欢迎你来”,欢迎完了,有一句难听的话“关起门来打狗”,他不想着以后怎么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去发展生产、提高效率、进行创新、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财产权利等等方面,使他能够真正盈利,企业才能发展。企业家都是有长远眼光,他做投资也是有长远眼光的,他要看到你这个地方,是,注册的时候很方便,但是以后发展的机会很少,在你这儿营商环境不好,他是不会在这儿发展、不会在这儿投资的。所以从制度上怎么去保证企业家的权益,怎么为他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进行市场化的进一步改革,这是我们根本的。短期的一些变化要随着其他情况的变化,比如说去改善人们的预期,但是对于企业家投资来讲,最重要的还是这些长期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两年要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大民营企业。这几年我觉得有点可惜,我们过去有些头部民营企业在国际上就很大了,在国际上当年可以在前10里面占5、6,这两年又有点退步。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就有一个关系问题要处理,就是垄断和大企业投资的问题。我们确实要防垄断,要是有垄断了,那些中小创新创业的企业就很难发展了,确实需要保持市场的制度,要保持市场竞争。但同时要想到,企业最终要向大企业发展,得到大企业那个层次,比如说到了“世界500强”,才能有更坚实的根基,才能在市场上站得稳。特别是什么呢?要考虑从创新的角度,很多创新小的企业做不了,像现在做一些大的研发,投资要很多的,要持续投资。另一方面,小企业往往在某一项技术上有他的专长,但是他很难做系统性的技术,很多领域里面的技术是要系统性创新的,包括现在的云技术,包括算法、算力、AI、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要鼓励大民营企业投资和发展,我们现在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创新创业、技术创新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民营的大企业再进一步发展,就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大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要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来思考,他是大还是小,他的竞争力是强还是弱,他能够拿出来的研发资金是多还是少。中国要想在大国博弈的环境下进一步发展,必须在国际上做大做强。

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坚决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解决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问题。要建立健全与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鼓励企业敢闯、敢投、敢担风险,积极创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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