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从全国新型城镇化到边境城镇实践

近日，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三所所长张静越著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由中国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约21万字，系统梳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阶段转型、运行机制与类型结构，并将研究视野延伸至沿边地区，探讨新发展格局下边境城镇的使命重塑与发展路径。

中国的城镇化是一部在空间中展开的历史，而边境城镇是这部历史中最容易被忽视、却又不可缺少的篇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而深刻的城镇化进程。人口向城镇持续集聚，产业和建设空间同步扩张，规模和速度长期成为衡量城镇发展的重要尺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人口增长趋缓、要素流动方式改变、空间和资源约束增强，城镇化发展的重心正在由规模扩张转向结构调整、质量提升和长期稳定运行。城镇发展成效也需要从功能完整性、运行效率以及人口、产业与空间的适配程度加以判断。

一、从规模扩张到类型分化

发展阶段的变化，也带来了对城镇发展逻辑的重新认识。

规模不再是理解城镇价值的唯一标尺。一些人口规模不大的城镇，依托交通、通道、公共服务或专业化产业，在更大区域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人口和经济增速趋缓的城镇，仍然能够维持稳定运行。城镇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功能承担方式、人口承载机制和空间条件的不同，而非简单的规模大小和发展快慢。

基于此，本书提出节点型、集聚型、承接型和稳定型四种城镇类型。节点型突出连接和组织功能，集聚型以要素吸纳为主要特征，承接型通过区域分工实现功能协作，稳定型则在低增长条件下承担公共服务和区域稳定功能。四种类型并不无高低之分，也不存在固定的演进顺序，而是共同构成多类型并存、功能分工日益清晰的城镇体系。

//连接东兴口岸和越南芒街之间的中越友谊大桥。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二、从全国规律进一步观察边境城镇

十余年来，作者持续开展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研究，足迹遍及东南沿海、中西部及西南地区。近年又多次深入西北、西南及北部沿边省区——在吉隆品读“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的蕃尼古道，在巴里坤聆听丝路蒲类的千年古韵，在塔什库尔干饱览帕米尔壮丽河山，在东兴追寻北仑河畔百年边贸的开放记忆。正是在这些田野观察中，一个问题愈发清晰：当城镇化进入新阶段，以人口规模论等级、以经济增速论成败的惯常框架，在解释边境地区的城镇演进时显得力不从心，失之偏颇。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以“中心—边缘”的视角审视国土空间，边境被预设为发展的末端、被动的末端。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入推进，边境城镇的发展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这种预设便必须被重新审视。部分地区由传统的交通末端逐步转变为连接国内国际市场的通道节点，城镇功能也由货物过境向物流组织、加工转化、贸易服务、人员往来和产业协作等领域拓展。

但边境城镇并不是全国城镇化一般规律的简单复制。其人口涉及守边人口、流动人口和跨境人口等不同群体，产业既需要增强自身发展能力，也需要发挥口岸和开放优势；在空间治理层面，还需要统筹发展、生态和安全等多重要求。许多边境城镇同时承担口岸通道、产业发展、区域服务和稳边固边等功能，呈现较为明显的复合特征。

//在新疆阿拉山口站宽准轨编组场，出入境中欧班列集结等待出发（新华社发 于晖 摄）

本书构建“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框架。前三章立足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一般规律，梳理城镇化阶段的整体跃迁、多重运行机制的协同作用，以及城镇类型的分化逻辑，为边境城镇分析提供概念工具；第四章起聚焦沿边场景，探讨新发展格局下边境城镇的使命重塑、沿边开放空间的拓展，以及边境城镇的类型归属与功能分工；后五章则围绕空间韧性、治理韧性、个体韧性，重新审视边境城镇化在产业提升、人口集聚、空间治理、支撑保障、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发展路径，为区域安全、社会治理、经贸及多领域合作提供借鉴参考。

三、从边境实践深化对新型城镇化的认识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城镇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人口基础和功能定位差异明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不同城镇不必遵循同一条规模扩张路径，更需要结合自身在区域体系中的实际作用，形成与人口、产业和空间条件相适应的发展模式。本书将类型分析置于边境这一特殊情境中加以检验和拓展，在城镇化阶段转型、类型分化与沿边实践之间建立起更为完整的分析联系——边境城镇既是本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是理解中国城镇体系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窗口。只有让边境城镇化的真实图景被充分呈现、其独特逻辑被认真对待，我们关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整体叙事才能更加完整。

本书的写作，得益于综合开发研究院团队对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议题的持续关注，得益于笔者在各边境地区调研时地方政府、口岸管理部门、企业和边民家庭给予的坦诚交流，也得益于多位同仁的宝贵建议。城镇化没有终点，边境研究亦无止境，愿本书能为进一步认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多样性，为中国边境城镇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