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您的位置: 首页研究专家观点 正文

综研观察|从公平贸易看中美贸易摩擦


【摘要:特朗普执政一年多来,“公平贸易”成为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词。研究认为,“公平贸易”常常被简单地冠以贸易保护主义。公平贸易应有之义是,在贸易双方或多方坚持各自的贸易保护底线基础上,发展平等互利的贸易自由化。“将公平贸易等同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规则是唯一的公平贸易判定标准”、“贸易逆差的责任在于逆差国”等观念值得商榷。针对中美贸易摩擦,优化战略贸易决策机制,有利于提高开放经济安全的预警能力,增强公平贸易政策的主动性。加强开放经济安全的管理,宜从维护产业安全向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转变。权衡战略利益和短期贸易损失,进一步消除中美贸易不平衡,是避免贸易摩擦扩大化、尽快化解争端的权宜之计。】

 

文/ 聂鉴强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投资决策与公共项目评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美国两党候选人均表达了对不公平贸易的看法。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提出“主张公平贸易,重振美国经济”。2017年以来,“公平贸易”成为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词。2017年4月,中美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会晤时,公平贸易成为了焦点。今年以来,英国、德国、马来西亚等国领导人访华时,也纷纷抛出“公平贸易”的概念。截止到目前,因美方“301调查”而起的中美贸易争端仍未化解。“公平贸易”成为一个绕不开、无法回避的热词。

01 公平贸易的概念

什么是公平?辞海的定义是公正而不偏袒。公平在不同的学科里有着不同的定义。公平是许多领域的价值追求,如在法律上,公平与秩序、自由并称为法所追求的三大基本价值。有关“公平贸易”的认识,无论是对其内涵,还是对其与自由贸易的关系,学术界众说纷纭。但学术界讨论的“公平贸易”可以总结为两个层面:一是合约层面的公平贸易,特指全球一种有组织的社会运动,通过公平贸易标签,在贸易产品中贯彻关于全球劳工、环保及社会政策的公平性标准,尤其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外销。公平贸易咖啡就是典型的代表。二是国与国层面的公平贸易。显然,中美贸易摩擦就属于这个层面的公平贸易问题。究竟如何从国家层面看待公平贸易呢?

 

02 公平贸易的本质与特性

自由贸易是指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和障碍,取消本国进出口商品各种优待和特权的自由竞争的贸易。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要求各国完全对等地采取贸易自由化的措施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一个求同存异、谋求贸易双方利益平衡点的现实途径。

研究认为,公平贸易是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双边或多边贸易机制或协定的贸易自由化形式。公平贸易的本质是贸易双方相互给予对方以互惠待遇,在多边贸易机制或协定中实行平等互利的贸易自由化措施。

公平贸易存在四大特性:

  1. 公平贸易与自由贸易的依存性。公平贸易是贸易自由化的现实途径。公平贸易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充分竞争。WTO作为最大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体制,其非歧视性原则、公平贸易原则和贸易救济条款、贸易保障条款都是公平贸易精神的体现。WTO成立之后,全球出现的众多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也是基于公平贸易寻求贸易自由化的探索。
  2. 公平贸易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随着国家经济运行的变化,贸易价值分配和贸易发展结果的变化,以及西方国家政党轮替、政党利益追求的影响,两国之间或多边之间的贸易公平出现新的认识和平衡诉求也是自然的。
  3. 贸易公平是相对的。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任何多边或者双边的机制或协定只能妥协为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这也是WTO多哈回合一直没有结果、多个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之久的原因。
  4. 公平贸易政策或协定具有时效性。公平贸易政策或公平贸易协定是一段时期或一届政府一系列公平贸易主张的集中反映,也是本国政府依据公平贸易环境和现实妥协的结果。因此,时效性是公平贸易政策或协定的要求之一。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有关时间节点的承诺条款,以及最新《美墨加协定》中的日落条款都是时效性的要求和体现。

03 正视公平贸易,三种观念值得商榷

正视公平贸易的原则和精神,与主要贸易伙伴谋求基于公平贸易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应是我们未来贸易自由化的方向。如果不能把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统一起来和平衡起来,可能会让中国在世界遭遇较大的阻力。从公平贸易看待中美贸易摩擦,三种观念值得商榷。


 

 


 

一、公平贸易是否等同于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是一个客观存在,每个国家,过去、现在或是将来都存在或需要贸易保护。将公平贸易等同贸易保护主义,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将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对立起来。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是对立的,这不难理解。将公平贸易等同于贸易保护主义,意味着将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对立了起来。二是混淆了公平贸易和公平贸易政策的概念。这是长期以来公平贸易不被正视的最大原因。从一国来说,公平贸易政策手段和贸易保护是一个意思。但公平贸易应有之义是,在贸易双方或多方坚持各自的贸易保护底线基础上,发展平等互利的贸易自由化。三是将贸易保护主义贬义化。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国际贸易是自由化还是保护主义,并不能够成为国际贸易是非伦理。只有正视和善待贸易伙伴的公平贸易诉求,才能提出平等互利的条件进行磋商和谈判。就中美贸易摩擦来说,一味地、简单地将特朗普政府的公平贸易主张认为是贸易保护主义或者是“美国标准的公平贸易”,无益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化解,还容易导致将公平贸易问题复杂化。

二,国际规则是否是唯一的公平贸易判定标准?

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则主要是三种,一是WTO规则;二是与WTO无关的国际协定,包括某些专门领域的多边协定(如关于保护专利权的巴黎公约);三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认为国际规则是唯一的公平贸易判定标准,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排除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谋求公平贸易的可能。事实上,WTO框架不是万能的,多哈发展议程谈判迟迟不能结束,直接导致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繁荣”。另外,WTO规则的公平性也越来越受到质疑,WTO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二是国际法的原则和精神是抽象的,且只强调了“底线”。国际法关于贸易公平的内容包括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等内容,它只是强调了公平贸易的“底线”,不能作为贸易公平评判的完整尺子。因此,就中美贸易摩擦来说,WTO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两国的正面磋商和谈判是实现公平贸易唯一的途径。

三,管理贸易逆差的责任全在逆差国?

美国对中国巨额逆差究竟该谁负责的问题,自中国入世以来中美双方就一直争议不断。从贸易顺差的本质来看,经常账户余额即国家投资和储蓄头寸之差。在开放经济中,储蓄小于国家投资的缺口可以用净进口来弥补,形成经常账户的赤字。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罗奇曾指出,过度消费、储蓄不足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源。许多观点据此认为美国对中国巨额逆差的责任在于美国。但也有观点认为,美国长期的逆差对世界其他地区做出了巨大贡献——支撑了大量经常遭受国内需求短缺困扰的盈余国家。这正是特朗普政府寻求贸易平衡的出发点。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各国政府外贸管理的目标之一,长期的顺差或逆差不利于经济的均衡和资源的配置。即便美国对华巨额逆差的责任在美方,巨额的贸易顺差于中国也意味着经济风险。将美国对中国巨额逆差的责任完全归于美方,容易导致忽视和不断积累风险。十八世纪中叶起英国人对中国大规模输入鸦片以寻求消除贸易逆差,就是血淋淋的历史教训。

04 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三点建议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其贸易政策备受争议,其“公平贸易”主张被冠以各种定性或标签。这没有影响美国同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谋求贸易公平的行动。目前除中国、日本尚未达成协议外,其他国家均已达成或初步达成了双边协议。就中美贸易摩擦来说,在当前全球贸易环境和贸易秩序出现新变化、新形势下,积极谋求避免贸易摩擦扩大化、尽快化解争端是当务之急。


 

 


 

一,优化战略贸易决策机制,提高开放经济安全的预警能力,增强公平贸易政策的主动性。

从外贸管理实践来看,我国战略贸易决策体制表现为:“党中央的领导下,总理和分管副总理牵头,国务院各职能部门联席参与的决策体制”。国务院税则委员会是决策体制的重要联席组织,自1987年组建以来,30年间其机构定位与职能没有进行大的调整。在当前全球贸易环境和贸易秩序不断出现新变化、新挑战下,适时优化和调整战略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有利于提高开放经济安全的预警能力,增强公平贸易政策的主动性。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在公平贸易政策制定中加强公众参与,可以发挥民间力量在公平贸易政策和对不公平贸易反制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也有助于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二,加强开放经济安全的管理,宜从维护产业安全向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转变。

在开放经济安全方面,过去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心是维护产业安全,主要包括对外贸易带来的产业损害问题,外资和跨国公司对国内产业的冲击问题,以及对外贸易中的倾销与反倾销问题。当前,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不足10%,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已经实现了主要依靠出口向主要依靠投资和消费的转向。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使命进一步提升,开放经济对宏观经济安全仍然影响较大,开放经济安全应该需要从产业安全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和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安全的高度。

三,把战略利益放在首位,妥善从快化解中美贸易争端。

当前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阶段,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和对外战略稳定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利益。中美作为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维护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由2007年的11.3%降至2017年的1.3%,已经是国际认可的合理水平。在我国国际收支总体基本平衡的背景下,解决中美巨额贸易顺差的操作难度进一步增大,并将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权衡战略利益和短期贸易损失,长痛不如短痛,进一步消除中美贸易不平衡,是避免贸易摩擦扩大化、争端化解的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