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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稿 | 郭万达:抓住这两个历史大机遇,香港就能成为“超级联系人”


 

回归20年,香港基本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和稳定。1997年到2016年,香港GDP年均实质增长率达3.2%,这对一个发达经济体来说是相当高的。更为重要的是,香港失业率长期保持在低位,基本实现全民就业。香港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第三大全球金融中心,港交所在IPO方面的集资额在2015-2016年超过纽约位居全球榜首。此外,香港还连续23年获得“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桂冠。


回溯香港经济的前世今生,自1842年英国宣布香港为自由港之后,贸易就成为这座城市最为鲜明的表征。在人们心目中,香港是一个挣“快钱”的地方,好像天生就是“短线抄手”,香港企业家热衷且擅长“短期行为”,有勤劳、冒险精神,无创新、创造基因。真的是这样吗?


实际上,香港从一个功能单一的港口城市成长为一个综合性的全球城市,从一个贸易型经济演化为今天的连接型经济,绝非“贸易”这两个字所能概括。香港经济发展模式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演进中转型,在创新中发展,在起伏中重生。香港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如或明或暗的礁石,大潮褪去之时,就是充分裸露之时。香港的明天与她的昨天和今天分不开,今天蕴育着明天,历史昭示着未来。


 

文/郭万达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本文为瞭望智库特约文章,如需转载请文前注明来源及作者信息。


 


 

1

“贸易+”:最自由经济体

 

贸易尤其是转口贸易是香港安身立命、生存发展之根本。香港以贸易立市,贸易是香港的主要经济活动之一。香港早期贸易有两大类,一是鸦片,一是劳务。这两大贸易,在贸易对象和贸易方式上均有原罪性和非法性,因而被称为“黑色贸易”。在1858年以前,香港是全世界最大的鸦片走私中心。直到1913年,香港才停止向中国内地输出鸦片。而劳务贸易中充满了各种罪恶,其贸易的“黑色”程度毫不亚于鸦片贸易。
 


 

从早期鸦片和劳务贸易,到上世纪初的货物转口贸易,香港逐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际商业网络。到“二战”结束时,香港已经是名闻世界的贸易中心。贸易带动了香港的产业和城市发展。香港的船舶修造业、金融保险业等,均以为贸易提供服务为重点。时至今日,贸易及物流仍是香港最大的产业,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最大,就业规模占就业总数的比例也最大。香港的旅馆业、餐饮业也在贸易的促进下逐步发展起来。
 


 

与贸易密切相关的是自由经济制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香港逐步形成了一套以自由经济为核心的制度体系。香港对贸易基本没有管制,不提供优惠和特权,也不设置关税壁垒,私人企业开办手续简便,经营高度自由,实行低税政策,政府对市场和价格极少干预。迄今为止,香港经济的自由程度在全世界少有匹敌,“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已成为香港的招牌。
 



 

2

“贸易+制造+”:香港奇迹

 

香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始于1940年代末。“二战”结束后,解放战争期间大批内地人赴港,香港人口和劳动力大幅增长,使香港步上从转口贸易向“贸易+制造业”的转型。
 


 

香港制造业大体起步于1947年,起飞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发展到顶峰,前后大约30年时间。1960-1979年的大部分年份,香港制造业产值占GDP比例接近30%。从现有数据看,1970年代后期制造业从业人数大约占劳动力的40%。制造业无论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提供就业岗位,都具有重要地位。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外部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和因缘际会,使得香港成为劳动力、资金、设备、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聚集之地,加上香港百年间积累的国际商业网络,以及战后欧美等西方国家旺盛的市场需求,香港制造业得以快速发展壮大。是制造业创造了“香港奇迹”,使香港成为与新加坡、韩国、台湾齐名的“亚洲四小龙”。


 

工业发展乃渐进的过程,大多数国家的经验,都是先发展以劳动力密集为主的轻工业,待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之后,再发展以资本及技术密集为主的重工业,但香港的情况有所不同。香港制造业发展主要并非为了本地消费市场,而是为了出口,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是传统制造业,从属于对外贸易。出口型轻工业的弱点是技术性竞争能力弱,对产品要求不够严格,生产技术能力幅度狭窄,对研发活动(R&D)的依赖程度比较低。


 

到1970年代末期,在人工成本提高、土地短缺以及地价高昂等内外部不利因素的挤压下,香港制造业已经难以支撑,更谈不上发展。1980年代,适逢祖国内地改革开放,毗邻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领开放之先,香港制造业转移到深圳、东莞一带,形成“前店后厂”的合作关系。到1997年回归时,香港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22.5%降到6.0%,迅速转型为服务业为主的城市。


 


 

3

“贸易+金融+专业服务+”:错失转型时机

 

1980年,香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接近70%,此后逐年攀升,2015年香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92.6%,其中贸易(包括进出口和批发零售业)占的比重最大,其次是金融业,第三是地产及专业服务,后面由高到低依次为公共行政、社会及个人服务,楼宇业权,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食宿及膳食服务和资讯及通讯。
 


 

目前香港四大支柱产业均为服务业。金融、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及其它工商业支持服务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49%,增加到2015年的57%,增加了8个百分点。将伦敦和纽约相应年份比重最大的前四个产业与香港进行比较发现,香港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于伦敦,低于纽约;金融在服务业中的地位大体相同;香港贸易及物流的服务功能是区别于伦敦和纽约的重要特征;在技术含量较高的信息及通讯产业,以及知识含量较高的专业及科学技术活动,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产业,香港的表现与伦敦纽约差距较大。
 


 

总体而言,香港服务业更具传统性而非现代性,更具生活性而非生产性,更具保守性而非创新性,部分支柱产业(如旅游)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换句话说,无论是形态还是发展水平,香港服务业都很难称之为知识经济。而服务业中金融和贸易物流的比重较大,两大产业对外部需求具有较大的依赖性,这就加剧了香港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以今天的视角看,香港在1980年代制造业北移后,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商业城市的同时,没有及时抓住发展成为知识城市和创新城市的历史机遇。一方面,香港服务业没有因应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及时创新,另一方面,香港未能在去工业化的同时及时发展知识技术产业。最为让人叹息的是,香港未能抓住2000年之后全球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机会,错失了一次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创新转型的最佳时机。


 


 

4

“连接型经济”:虚拟化、泡沫化

 

当香港经济加速去制造化、去工业化的同时,香港经济已经开始从传统贸易型经济向连接型经济转变。连接型经济与贸易型经济有共同的地方,都是服务型经济,但也有不同的地方,贸易型经济注重“交易”,不排斥制造业;连接型经济注重“中介”,基本上没有制造业,做的是“流量”,靠的是“管道”。
 


 

今天的互联网“平台经济”就是典型的“连接型经济”。但香港的连接型经济还不是互联网意义上的“平台经济”,只是靠传统的服务业延伸和国际化网络而形成的“管道”。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使服务做到极致,有其优势的一面,但如不加以创新,“管道”也有老化的时候,到时就可能越做越窄,直至别人用新的“管道”取而代之。
 


 

连接型经济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即香港经济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导致香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乃至脱节:经济增长并未转化为优质多元的就业岗位、同步的收入增长、有效控制的贫富差距、强有力的社会保障,既影响香港内生动力的形成,也影响香港社会的进步发展及和谐稳定。
 


 

香港经济的深层次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产业结构两极化。一极是“高增值低就业”产业,如金融业,一极是“低增值高就业”产业,如旅游业。
 


 

第二,产业结构两极化影响了资本、就业和收入结构。两极化导致中间产业缺乏,成为香港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并对相关经济社会结构产生较大影响。
 


 

第三,经济增长未能惠及民生。高收入和低收入住户差距扩大,收入增长率较低。基尼系数无明显改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阶层流动停滞、楼价高企、创新创业艰难等问题影响到香港青年的工作和生活。
 


 

此外,这种连接型经济很容易使服务经济虚拟化,进而推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这是全球发达经济体碰到的一个带有普通性的问题,所以近年来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展实体经济、再工业化、让制造业回归的各种政策主张。
 


 

面对全球性的转型和创新趋势,香港到了需要反思、需要转型、需要创新的时候了。


 


 

5

“贸易+金融+创新科技+”:超级联系人

 

如今,香港经济发展到4.0模式,就是为“连接型经济”插上创新科技的翅膀,打造由创新科技优化连接的“管道”。一句话,就是实现“双转型”:
 


 

从传统的金融、贸易中心向“贸易+金融+创新科技”转型。香港只有向“贸易+金融+创新科技”转型,才能延伸产业链,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上升管道;
 


 

从单一城市向大都市群转型。只有向大都市群的转型,才能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周边城市形成基于市场的分工与功能,获得广阔发展空间和腹地。


 

“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毫无疑问为香港“双转型”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巨大的发展空间。香港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并胜任“超级联系人”角色,将使香港的连接型经济获得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这就需要处理好“连接”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连接”好“国家所需与香港所长”,在参与国家战略同时,与内地同步发展中提升香港服务业的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为香港从单一城市向大都市群转型提供了条件。粤港澳大湾区包括港澳及广州、深圳等珠三角9个城市,外围延伸到泛珠三角区域的9个省区。香港可凭借自己的优势,密切联系本地、内地和世界,担当“超级联系人”,提升整个大湾区的国际影响力和科技实力。在这种多向多维互动中,既服务国家战略,又可推动自身转型。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祖国内地因素毫无疑问都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最大、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未来更将如此。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香港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理由一成不变。香港经济全面融入快速崛起的国家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也是香港把握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历史机遇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