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新十年开局之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已发布《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展望》,强调要“以双边促多边,通过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鼓励更多国家和企业深入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
//这是在印度尼西亚普哇加达拍摄的一列行驶中的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新华社记者 徐钦 摄
在实践中,我国2015年推动的“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三方合作的重要内容,坚持了“企业主体、市场运作、政府引导、国际规则”的协调推进原则,充分激发了各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性,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一、第三方市场合作理念和实践
(一)是三方合作的子集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国家间合作关系的一种,它基于市场、超越市场,是国家利益和市场利益的交集。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国家力量牵头引导,通过市场利益来凝聚共识,包括产品服务、工程合作、投资合作、产融结合、战略合作等内容,但不包括三方合作中国家援助项目。
第三方市场合作与美国牵头的小多边机制(如,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等)的相似之处是由一国(中国)政府牵头,但第三方市场合作由市场推进、非联盟性质,与美式小多边机制有本质不同。
(二)受内外因素的驱动
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利于我国对外合作方面继续干中学。通过与优势国家(原宗主国、地缘法缘相近国)合作,快速适应东道国政治、法律环境,提高话语权,营造较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有助于强化合规意识,注重合规经营,与合作方共同规避投资风险、经营风险。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内因包括:三方比较优势、产业梯度转移动力、跨国企业全球优化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规避风险等。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外因包括:1)应对美国牵头的整合政府和企业、金融机构、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媒体等力量的联盟式小多边机制;2)承接我国外援带来的正向外部性;3)通过与欧、日、韩等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产生政治外溢,对冲美西方压力。
(三)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式
一是借助合作方优势,加强对东道国经济和政治评估,提高东道国识别度,包括:市场需求、贸易壁垒、劳动力成本以及技术水平等经济因素及政治稳定性、鼓励性投资政策和法规以及政府与东道国的协议和合作关系等政治因素[1]。
二是与国际援助、技术帮扶、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相结合,实现国家利益和市场效益同频共振,增强应对东道国政治形式、营商环境、行政效率的主动性,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和风险。
三是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等一体化运作,形成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整体力量,提高了议价能力。形成了政府牵头、企业主体、长期共荣的外部特征,扩大了沿“一带一路”国家的影响力。通过三方合作,深化利益共识,嵌入美国主导的小多边机制,有利于缓解我国国际政治压力,提高全球治理能力。
四是以亚洲国家为重点,以东南亚与中亚为核心,致力拓展区域合作空间,向欧洲、非洲、太平洋岛国延伸,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对外投资等多种形式提高三方合作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共建“一带一路”进入了新十年、新阶段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框架,在全球治理走向多极共治之际,“一带一路”提供了“五通”“三共”为理念的国际秩序演进方向,为装载“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非西方理念、超西方理念提供了载体,为“硬联通”提供了有形空间。
(一)基于三个事实
一是中美产业已逐步实现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演化,竞争程度日益激烈。二是我国经济总量已达到美国70%上下,美国焦虑、“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层出不穷,“中国制造2025”“进博会”凸显了我国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向世界开放市场、与世界共存共荣的方向。三是我国在低要素禀赋结构转向中高要素禀赋结构之际,将继续发挥“后发优势”,吸纳全人类知识存量,同时直面创新短板,更加强调源头创新,要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方面做出中国原创贡献。
(二)体现四大建构
一是话语建构。无论提法上是“战略”也罢、“倡议”也罢,其实质就是中国话语权的凝聚、延伸和拓展。要在全球层面分享中国理念,放大中国语境,把软连通和硬连通、软实力和硬实力建设统一到“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中,不断根据实际需要,注入话语鲜活度、提高话语显示度、增强话语力度。
二是基础建构。“一带一路”是我国作为世界关键国家发起的基础建构,在“五通”“三共”框架下不断深化实践、具象目标、拓展内涵,既注重有形空间、重点设施、理念民心的建设连通沟通,又蕴含中国理念、中国话语内在力量,具有强大的韧性、充分的弹性,将承载不断丰富的时代内容。
三是范式建构。“一带一路”倡议以开放合作为灵魂,贯穿不同国家地域、不同文化信仰,是国家力量统筹下内外、区域、全球各方力量相互借力,正向发展的范式。“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不排斥而且更强调关键国家的作用,但其作用应当是惠及沿线国家,具有共同发展的包容特征。对“一带一路”这一新生事物本质的认知也有一个深化过程,从“大写意”到“小而美”,在发展目标逐步廓清、发展内容不断丰富、具体项目更加亲民务实高质的同时,对体制机制、规则制定、项目运营等也将逐步规范。
四是秩序建构。改革开放46年来中国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审时度势,取得发展[2]。长期以来,在国际问题处理上,美国是自变量,中国是因变量,充当压力的响应方。面向2050年和更长远未来,“一带一路”以开放、合作、包容的信心、实力超越各种差异、区别、分歧、纷争,以发展为主线,加入到现有国际秩序中,对现有国际秩序的诸多“赤字”进行修正、弥补和完善,是中国作为全球关键国家以我为主的秩序建构。
(三)实现两大突破
一是对三大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突破。“一带一路”倡议完全摒弃了海权、陆权、边缘地带学说对控制权的追求,与现有区域机制、国际秩序有效对接、共存共荣,立足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区域发展的现实问题。同时,“一带一路”不回避对自身安全的关切,在大周边问题上,强调基于情感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命运共同体,以“亲、诚、惠、容”影响周边、经略周边、塑造周边,致力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二是对依附理论的突破。以拉丁美洲近现代发展为样本的依附理论强调主导国的自主性和依附国的被动性,但对“二战后”若干东亚经济体的腾飞及中国实践缺少解释力。“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发起的全球性框架,突破“中心-边缘”结构,以发展为主线,不结盟不对抗不搞模式输出,推进优势互补和产能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三、优化合作空间,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一)加强中国-东盟第三方市场合作
推动建设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共同体,积极参与海洋产业务实合作,共建海洋产业园、产业合作示范区,探索和完善同东盟“多国双园”模式。
深化各方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治理等领域国际合作,以联合国“海洋十年”为契机推动双方在全球海洋治理的科技和生态领域进行项目合作。
以经济底盘带动新时代南海秩序构建。基于已有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基础,促进建立和加强多边合作框架,实现三方合作的共同利益。借助东亚地区多边合作框架,在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及地区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
(二)深化中国-欧盟第三方市场合作
完善国有和私营银行、贸易保险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与国际和多边金融机构建立联系,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基金,整合现有中国与欧亚国家合作基金,成立中国—欧亚第三方市场合作专项基金,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的融资渠道。制定第三方市场合作示范项目清单,以联合融资、共同投资、“中方EPC总承包+第三方投资开发”等灵活形式推进项目建设,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
将“一带一路”建设与欧盟和其他国家战略政策相结合,强调尊重第三方发展愿景,利用中欧合作伙伴关系的优势,推进高效、共赢合作。同时,加强中欧间及中欧与东道国领导人间的沟通,增进三方政治互信,明确合作重点和具体目标,促进政治经济良性互动。
[1] John H. Dunning and Sarianna M. Lunda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8, pp.325-356.
[2] 发展是跟先进国家距离的缩小,而非简单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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