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达：合同订购型智库的市场化发展路径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以下简称“CDI”）创设于1989年2月，从一开始就是有着“深圳基因”的新型智库，正如创设理事长马洪同志在成立大会上所讲，“研究院实行的是新体制，是借鉴国外‘思想库’型研究机构的模式而形成的”。CDI定位是民间性、自主性、综合型、市场化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

我于1995年加入CDI，28年来见证了研究院的发展历程。CDI的体制一直比较自主、独立、市场化。一开始我们想了很多研究方向，结果要么社会或市场不需要，要么研究经费筹措不易，经过不断的摸索，逐渐演化成现在的六大研究板块。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CDI也进入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名单。名单里有2家社会智库，一个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另一个就是CDI。

CDI作为一家合同订购型智库，80%以上的研究经费源于市场化合同收入。我们每年有200-300个研究课题，其中来自于深圳的课题占比为40%。

一、对标国外顶级合同订购型智库

兰德公司（Rand）

兰德公司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全球智库排名报告》中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顶级科技政策智库榜单第五名。其特点如下：

1.理事会治理体系。兰德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裁负责制，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

2.多元化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兰德现有来自全球50个国家的1880名员工，研究人员涉及学科广泛，其中55％拥有博士学位。在人员和项目的管理方面，兰德以研究项目为纽带，实行二元矩阵式组织管理。

3.课题成果质量把控和成果推广机制。制定并不定期修订《高质量研究和分析标准》，打造研究成果的高标准与质量管理机制。同时，采取定期出版刊物、举办研究成果发布会等方式积极推广研究成果。

4.创新研究方法。形成兰德独特的情报研究方法，并首创一系列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模型，如德尔菲法和专家棱镜系统等。

5.聚焦政府合同订购。课题来源研究方面，兰德的绝大部分课题（85%）来自美国各政府部门和军队的项目合同，其余为能源和社会等领域的合同。2020年，兰德共收入3.49亿美元（扣除外包合同等），其中来自美国政府部门的合同收入为2.879亿美元，占比为 82.5%（见图1）。

智库影响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类型的智库方式也不同，有面向媒体的，致力于扩大社会影响力；也有面向政府的，要求保密，兰德作为合同订购型智库，自然属于后者。保密性对于合同订购而言是把双刃剑，因为其95%的成果不能公布，这实际上会影响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兰德在业界名气斐然，但它的报告几乎看不到，甚至连题目都不能对外公布。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CSIS）成立于1962年，是一家非营利、非党派、非官方的政策研究思想库，是目前美国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在《2020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中排名全球第四。其特点如下：

1.理事会运行体系。CSIS实行理事会最高领导机构，成员均是美国政界、企业、科研机构或社会组织的知名人士。

2.聚焦重点领域。CSIS自创立后，重点聚焦涉及美国和国际经济和安全的领域。2007年，CSIS“巧实力”委员会向美国政府提交了关于如何利用“巧实力”的相关政策建议，并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3.重视课题研究质量。CSIS为提高研究水平质量和成果的认可度，采用教育、学科知识、课题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体制，一方面按照研究领域和学科分组，另一方面按照研究课题分组。

4.建立“旋转门”机制。为推广研究成果，扩大影响力，CSIS格外重视“旋转门”功能，积极引进退休高官任职，并大力推荐内部人才到政府部门任职，拜登政府便有两位高官来自CSIS。

5.经费主要来源于企业资助基金和政府研究合同。CSIS在成立时定下一条规则，即不接受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的资助，拒绝从事任何涉密研究；但CSIS接受环保局和裁军署等政府机构的研究合同，故政府合同也成为重要收入来源；其他主要来源于基金会资助和捐赠。2019年，CSIS收入约4270万美元，其中来自企业和政府的资金分别占比30%和29%（见图2）。

美国城市研究所（UI）

美国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简称UI）于1968年由林登·约翰逊总统创立，聚焦于解决美国城市及人民相关问题。其特点如下：

1.积极拓展研究领域。城市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目前覆盖与美国社会相关的31个不同研究领域，包括老龄化、住房、就业等热门领域。

2.开展跨中心研究。城市研究所共设有11个研究中心开展研究工作，并积极推动开展跨中心研究计划。例如，自2016年起组织跨中心持续开展美国劳动力队伍建设研究，评估劳动力政策变化，分析提高工人技能和满足雇主需求的策略。

3.联合建立循证决策联盟。城市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公共企业研究所等机构在2016年联合建立循证决策联盟（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Collaborative），推动循证方法应用于政策和公共项目的制定实施。

目前城市研究所已经跨入亿元俱乐部，也属于合同订购型智库，合同主要来源于美国政府。2020年共收入1.12亿美元，其中最大来源为美国联邦政府、州、地方政府的合同收入，占比约为36.8%（见图3）, 其次为基金会（33.8%）和企业（19%）。

二、提高合同订购型智库研究成果质量的路径

智库的研究成果的质量是影响智库生存与发展的关键。CDI作为一家中国特色的合同订购型智库，近年来，积极探索提高研究成果质量的路径，有以下八个方面和大家分享：

一是通过选题和审题务虚会，汇集众智。

智库的文化很重要，CDI的文化就是内部讨论无禁区，对外发声有纪律。我们很强调“选题”，为其制定配套的管理制度，每个季度召开一次由全体研究人员参加的“选题务虚会”，同时设立“首席专家学术审议小组”。报告初稿形成之后，经过评审如不能达到上报要求，CDI会给予一定补偿作为基础研究的资助。

二是在实践与调研中发现问题，形成策论。

问题很重要的来源就是调研——该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伪命题；问题本身是暂时还是长远的；需要哪一级政府部门来解决；是立即解决还是先缓一缓；等等。

高端智库更多用的是预判、预警、分析，我们服务地方则是提升、完善、促进，客观来讲不突出长远性和战略性。例如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我们马上组织几个团队的力量，对我国有关的产业链开展监测评估和储备性研究。我们调动在咨询业务中积累的行业和企业资源，对整个产业链近30家企业和机构开展调研，研判中美“科技硬脱钩”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并提出全局性的建议。

三是深耕自己熟悉的领域，同时要努力思考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每个人必须要有研究方向，除了自己熟悉的领域，但有时候又需要打破专业方向，因为智库不能仅仅研究单一的问题，制定决策往往建立在多学科、多问题交叉的基础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熟悉的领域和战略性的问题既要接地气、要落地，同时又要超前思考。CDI以城市化、产业、科技创新、港澳问题、“一带一路”有关问题为主要研究领域，对许多实践性很强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咨询，做到了“接地气”。同时，解决问题的对策还可以“落地”。

四是积极对接中央决策需求部门，准确把握研究方向，提升服务质量。

比如，土地问题就专门对接全国人大法工委，为做好承担的有关土地管理和空间规划的课题研究——“全国人大法工委土地管理法律制度研究”“国家发改委国家空间规划方案研究”两个课题，CDI 资深研究员带领课题组在北京专门“驻点”工作，其中一项课题“驻点”了近一个月。

五是课题落实到研究团队，突出专业积累，同时根据涉及问题和实际情况给予专门的支持。

有了研究方向和课题团队之后，在保证专业积累的同时也要利用好其他部门的资源。CDI主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1.做好复合型团队建设。在原来经济管理专业为主的基础上，引进了一批国际关系学、社会学、规划设计、工程类人才。

2.做好专业结构支持。例如CDI在承担涉及港澳与内地法律法规衔接的课题时，招聘民商事法律专业、比较熟悉香港法律制度的博士后，配备到研究团队当中。

3.做好自有经费支持。在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经费之外，根据研究的需要，CDI会额外安排单位的自有资金用于组织开展调查或研究，作为课题研究的基础支撑。

六是建立有利于激发研究人员活力的科研组织管理机制。

包括三方面：

1.实行内部竞争机制。将选出来的课题让研究人员自由申报，再召开专题会议“内部竞标”。首席专家学术审议小组结合研究小组的专业、绩效、能力以及时间等，进行综合审议并立项。

2.完善制度建设。CDI制定、修订了20多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及相关内部管理制度。

3.专人负责。指派专人负责跟踪、协调、服务（与首席专家、决策部门、智库间的对接服务），形成规范化的工作流程。

七是处理好研究和咨询的关系。

首先，“研究”与“咨询”二者的关系不能割裂。CDI讲的研究是学术和专业方向，而咨询涉及合同，是商业的事情。CDI不搞智库研究和咨询研究“两张皮”，因为光做课题、不做研究，缺乏学术基础；反之光做研究、不做咨询，天天琢磨宏观的事情，研究成果就不能“接地气”。正确的做法是强化专业研究，以研究带咨询，以咨询促研究，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其次，要求每一位研究人员既做咨询又做研究，使智库研究不脱离实际，又使咨询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不断提高。这点保证了CDI有能力做智库研究的研究人员数量不断扩大，年轻人不断成长。

再次，从地方看全国，从基层看政策落地，有利于问题导向和提出解决方案。

八是发挥首席专家作用，保证研究成果质量。

首席专家相当于智库的“定海神针”，人数不在多，但得有思想，以“局外人”的角度对研究方向和内容进行不同视角的审视，帮助研究人员“跳出”自己的思考，站到更高更远的位置上，即站到国家战略层面去审视正在研究的问题，从而引领提升智库的整体研究质量。CDI每一次承接国家课题，从立项开题、确定研究提纲，到初稿形成直至成果提交，首席专家与研究人员会进行几轮反复讨论和修改，进一步理清思路，找准方向，删繁就简，抓住重点，提炼观点。

三、人才——高质量智库的根本保障

智库研究质量的核心就在于人才，人才是智库质量的保证。智库人才大体划分为学术研究型、应用偏好型、专家型、工具型、辅助型。在一个课题研究小组或团队中，有人研究问题比较深入，有人更熟悉政策应用层面，有人擅长做方法，有人擅长做资料，还有人能快速提供海量资讯。在我们智库当中各种人才都是需要的。

关于智库人才的成长路径，主要有三条：专业+混合，学术背景+实践经验，写作+演讲+运作。CDI就经常做演练，领导会要求你5分钟之内把课题讲完且讲明白。研究人员自身还需要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个人与团队的关系；长期积累与短期应对的关系；甲方和乙方的关系。

智库和委托方的关系建立在甲方满意度之上，分为影响型（在服务甲方的过程中，用专业度去影响甲方的决策）、工具型（弄明白甲方想了解的问题）、跟随型（论证甲方意图）、公关型（让甲方接受你的建议）。CDI在与委托方打交道的过程中，这几种关系都存在。

关于在智库工作的年轻人的烦恼，大体归结为四类：研究不深，没有思想；什么都干，没有方向；不懂决策，脱离现实；要求太高，写作要快。我给年轻人的建议是：时间是绽放的玫瑰。你遇见的所有问题我们这些过来人都遇见过，做多了，可能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那么，智库如何创造条件来加快年轻人的成长？方法很多：通过实习进入研究院；通过入职培训和公共平台（如博士后工作站）为其创造成长的条件；要求其明确研究方向和强制性参与公共课题研究；激励其发表学术著作和发表论文；设立资深研究员制度、传帮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