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

作者:樊纲

时间:2023-04-22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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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樊纲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一、关于中国经济的波动及政策调整

(一)如何理性看待2022年中美GDP差距

2021年,中国GDP总值为114.92万亿元人民币(约17.82万亿美元),美国GDP总值为23.32万亿美元。2022年,中国GDP总值为121万亿元人民币(约18万亿美元),美国GDP总值为25.46万亿美元。从GDP总量视角看,中国约占美国的比重由2021年的77%降至2022年的70%,似乎两国的差距拉大,如何看待这一差距?

根据统计数据以及计算得知,2022年美国GDP实际增长率为2.1%,但是通货膨胀率为8.6%,使其名义GDP增长率超10%,而2022年中国GDP实际增长率为3%,通货膨胀率仅为2%,名义GDP增长率为5%。可见,美国的高额通胀率大幅拉高了其名义增长率,按照美元现价计算,中国同美国GDP的比值就下降了。其原因是美元为国际通用货币,如果按照通货膨胀率来计算,很多国家跟美国的GDP相比可能会越来越低,这反映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权所在。虽然美元不断升值,但不管美国通货膨胀率是多少,GDP在美元现价的计量上会不断增长,通货膨胀率高,反而使得美国的名义GDP增长率更大,与他国GDP的比较上就会占据很大优势。实际上,真正要看双方经济实力和实际收入的对比,要用历史上某个时点的固定汇率来衡量,或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计算,按照实际增长率去计算(如都用1990年的固定汇率)才能说明问题,因此,这种表面差距的拉大,需要我们理性看待。

(二)关于应对经济波动的政策调整

2022年,中国经济由于多重因素叠加出现波动,基于此,国家对相关政策进行了针对性调整,如防疫政策的调整;一系列具有“收缩性”政策的调整,如正确处理实现“双碳”目标中“攻坚战”与“持久战”、“反垄断”与支持平台企业引领发展、反对资本的无序扩张与积极发展民营企业等之间的关系;房地产政策的调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从2023年前两个月我国经济的运行情况看,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1. 防疫政策的调整

防疫政策的调整是我国经济恢复良好发展态势的重要因素。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以及世界经济尤其是全球产业链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一冲击的“后遗症”至今影响仍在,特别是对外贸、出口订单的影响,导致我国出口下降。但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各地加快恢复生产,努力弥补此前的经济损失,经济增长可期。

2. 房地产政策的调整

2021年,央行及住建部推出限制房地产企业的“三道红线”新政,加之部分房地产企业利用金融杠杆盲目扩张,从熟悉领域扩张到不熟悉领域,导致“爆雷”,企业资金链发生断裂。基于此,2022年底,中央调整了房地产相关政策,以稳定房地产市场,最近还启动了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为房地产融资打开了新的渠道。同时,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来源和债务重组的一些方式也进行了调整。短期来看,相关政策的调整已有一定成效,表现为大城市的房价已企稳,但是房地产问题是一个长期性问题,需要用长远的眼光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行为方式与行为规律来看待,要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迁移的整个进程中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包括城市化、工业化,也就包括人口迁移的过程。人口迁移不仅仅是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城市化),也包括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过程。从历史来看,各国经济发展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国现在最主要的人口迁移不是农民向城市迁移,而是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迁移。有人认为中国住房自有率这么高,以后住房市场需求就枯竭了。实际上,这种枯竭不是总量的枯竭,而是结构性枯竭。一些地方的住房需求枯竭了,而另一些地方的住房需求仍在增长。这是因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向大城市聚集的过程对住房的需求发生了转移。由此可能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原来在一些城市已经购买的住房的利用率将会变低甚至被遗弃。只不过房产始终是其家庭财产的一部分,虽然价格不高,但农村与小城镇的已购房产,能起到一种社会保障的作用。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逐步消化。

3. 宏观政策的调整

从2020—2022年我国的财政赤字率来看,2020年为3.6%,2021年为3.2%,2022年为2.8%,赤字率不断下降说明刺激力度是下降的。2022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对宏观政策进行了调整,体现在加大贷款发放和货币发行。从统计数据来看,2023年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4.9万亿元,同比多增9200亿元,是历史上单月最大信贷增量;从结构来看,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1.4万亿元,是贷款的最大动力。在信贷的带动下,2023年1月,M2同比增速达到12.6%,相比2022年12月上升0.8个百分点,是近几年增速最快的一次,其原因是金融系统贯彻国家关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加大了对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力度,扩大了信用贷款的投放,通过货币支撑释放出一些新的需求。

2023年,我国将财政赤字率上调为3%,比2022年的2.8%略高,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会加大债务(尤其是地方的城投债)风险,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地方的城投债问题虽然存在一定风险,但总体风险可控。按照2020年数据计算,我国的债务总额与GDP的比率约为260%左右,其中政府债占60%、企业债占165%、居民债占40%。而日本的债务总额约为433%,其中政府债占250%、企业债占110%、居民债占73%。对比来看,我国的政府债和居民债较低,企业债较高。有人认为城投债太高了,风险较大。实际上,城投债是地方国有企业在政府支持下借的债,其债务计入了企业债,即,165%的企业债里包含了大部分城投债。如果政府债的比重较低,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有余地的,但是从其所占的比例来看,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同时,我们需要弄清城投债导致的“双重错配”问题:一是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借的短期债务与长期债务支撑的错配。地方政府建设长期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地铁等),由于其收益是一个长期、逐步的过程,应该由一些长期债务支撑,而地方政府从金融机构借来的债务期限一般为5—10年,如果是信托产品则期限更短(1—2年),由此就会出现重大的期限错配。二是短期内经营项目和社会性、财政性项目的错配。基础设施的很多回报无法体现在基础设施本身,因为很多基础设施项目不收费,其建设的目的是以此提供更好的环境,促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待企业盈利后以税收来冲抵,但这是长期性的。而现在则一般将其变成一个短期的经营项目,如果在相应期限内不能实现盈利,城投债就会成坏债,原本应依靠财政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却由金融杠杆支撑,从而造成另一大错配。实际上,应将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债务以长期公债作为支撑,发行30—50年的公债,甚至永续债,如最近美国为了解决基础设施等的建设问题,考虑发行100年的长期公债。同时,诸如此类的债务,由于错配的原因,本质上可以用其他的资源来支撑,加之这些债均为国内的债,不构成国际债务,跟日本的情况相似,是可以持续的,风险总体可控。因此,相关政策调整应更加积极一些,可以多发一点债务,特别是公债、政府债,不会产生特别大的负面影响,同时能够解决一些相关问题。当然,这要坚持符合中央政府对债务总规模进行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

总体来看,经过各种政策的调整,中国经济波动趋于稳定,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由于市场和相关产业的调整和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同时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因此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二、关于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增长短期面临的困难

1. 全球增速放缓,导致我国出口下滑、外贸顺差下降

由于欧美经济景气度的下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期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由2022年的3.2%下调至1.7%,比2022年6月的预期下调1.6个百分点,下调幅度很大,全球经济可能创下自2001年以来最疲弱的增长表现。同时,虽然2022年全球贸易总额再创新高,达到32万亿美元,增长了12%,但这主要得益于2022年上半年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自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全球贸易增长持续低迷。与此相应,2022年1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5223.4亿美元,同比下降9.5%,其中,出口为2960.9亿美元,同比下降8.7%;12月,进出口同比下降6%。2023年1—2月,我国出口(以人民币计价)增长0.9%,下降6.8%(以美元计价)。这也导致我国出口和外贸顺差进一步下降,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

2. 全球产业链调整的负面影响

全球化不会结束,但是多种因素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一是近年来我国成本结构的变化。当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比较优势大幅减弱,使得一些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二是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同时,一些国家出于产业链分散化需求的考虑,实施“中国+1”“中国+N”策略,使得部分产业链从我国转移到东南亚等地。三是美国对我国的战略遏制。自2018年美国对华挑起贸易摩擦开始,便对我国持续进行遏制和打压,尤其是在科技方面,迫使一批跨国企业及相关产业链发生转移。四是美国政府为防止“产业空心化”问题,实施“制造业回流”策略,加大对本国制造业企业的补贴力度,要求这些企业从中国(乃至欧洲)回迁美国,导致产业链的调整。五是地缘政治冲突引致的能源危机等,也对全球产业链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近期全球产业链的调整趋势值得关注。美国2022年全年的进口总量没有下降,但是进口结构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22年1—9月,美国从欧洲进口4490亿美元,但从中国仅进口4180亿美元,欧洲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以加拿大、墨西哥为代表的北美自贸区成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中国降至第三。2022年第四季度,美国从中国进口大幅下跌,跌幅超过20%以上,而同期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以及东盟的进口则大幅增长。此外,2021年,欧盟对东南亚投资265亿美元,较2019年的61亿美元,上涨了4倍多。2022年3月以来,印尼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了40%,越南超过了30%,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都超过了20%,外贸订单向东南亚等地转移。印度将成为苹果公司生产和营收的新增长点,产能将由现在的5%—7%增长至25%。美日荷三国共同制裁中国芯片产业,戴尔公司将在2024年弃用中国产出的芯片,并准备在2025年将一半的产能转移到印度和越南。日本索尼公司拟将在中国90%的产能迁往泰国,东芝公司在中国24个城市的33家工厂与研发机构,都将会在今年12月底关闭等。上述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不一定说明普遍性的问题,但是否会成为下一阶段产业链的变化趋势,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重视。

(二)经济增长长期面临的挑战

百年变局是我国需要长期面对的挑战。百年变局下,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加剧,最突出的表现是美国对我国实施的遏制战略,目的是以此卡断我国各种学习、引进、消化、吸收新知识、新技术的渠道,阻碍我国企业发挥“后发优势”,使我们难以像过去一样用较低的成本利用世界高新技术,迫使我们以更大的成本、更长的时间进行自主研发,以解决一系列“卡脖子”问题,从而导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有所下降。

这里涉及到“后发优势”问题。在初期阶段,落后国家拥有“初级要素”较为丰裕的要素比较优势,但在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这种相对优势逐步衰减(因为“初级要素”比较优势的国际参照系,是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落后国家的要素成本结构,即工资水平与劳动成本的比较),这时,经济能否增长,主要取决于是否发挥了“后发优势”,即通过学习、引进、交流、合资、购买专利,进口自己还不能制造的技术设备与中间产品,实现知识与技术的“溢入”(spill-over),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知识总量与技术创新能力,在各领域里接近“前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杨小凯(2004)认为,后发不是优势而是劣势。后发本身当然是劣势,但是我们要看到后发国家在节省研发成本和研发时间及获得知识方面的重要性,因为可以不用自己从头去研究,不用花费大量的研发成本和试错成本。我国过去40年来的发展,便是先发挥了比较优势而后不断发挥“后发优势”,与发达国家快速缩短了差距,这是过去我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源泉。

过去我们说增长要素,主要有两项:劳动力和资本。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认为,其一,制度改进也是增长要素之一。因为制度改进可以提高要素的效率,提高了效率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其二,知识和技术同样是增长要素。知识在经济学的体系里,成为经济增长一种新的要素,其一部分物化在人力资本当中,一部分物化在资本设备和中间产品当中,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增量,也就是全要素生产力所体现的知识增量,新增的这些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经济学现在用知识总量、知识增量分析经济增量。可以看到,这些年世界经济的增长,不是因为劳动力多了,也不是因为物质资本,而是很大程度上因为知识的增长、技术的进步,这可以说是现在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要素。

201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只有少部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更多则是依靠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需要高度重视知识这个增长要素。落后国家的知识增长一部分靠自己的学习和研发,很大程度上则是靠引进、消化、吸收,因为其是最优方案,对于落后国家来讲是最优的知识要素增长途径。我们鼓励自我研发,但在一些领域自我研发不是最优方案,可能是次优方案,因为需要更大的投入和试错成本。次优方案意味着成本会比最优方案更高,而收益则可能没有那么高,就会导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放缓。现在我们的企业被迫进行大量自我创新,“修补”我们的供应链,这是某些国家为了遏制我国发展而人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结果。

我们在很多领域里取得了很大进步,在一些领域里甚至达到“前沿”,但在大多数领域里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仍需要进一步发挥“后发优势”,通过各种渠道来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向一切比我们先进的国家学习,让更多知识外溢到我国,向他们学习新东西,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发展,这仍然是我们的经济增长之道。因此,一方面,要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对美国之外的国家开放,对外资开放,利用国际资源,学习先进技术,努力扩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交往与合作,维系全球化与多边主义,吸收更多知识外溢;另一方面,深化国内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同时加大自主创新投入,鼓励创新创业。

三、发挥积极因素,充分挖掘增长潜力,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尽管我国面临不少短期问题和长期挑战,但在全球经济低迷状况下,我们有自身的优势,需要充分发挥这些积极因素并进一步挖掘自身增长潜力,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一)发挥积极因素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拥有几大积极因素,使我们在动荡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优势地位。需要发挥自身积极因素,助推经济增长。

第一,世界面临高额通货膨胀,而我国的通货膨胀则较为稳定。2022年我国通货膨胀率仅为2%。此外,2022年第四季度,企业的成本价格PPI降至-1.1%,这反映了我国工业品上游产品价格上涨较低,下游产品通货膨胀的压力较小。在全世界均面临高额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基本面仍保持稳定,没有出现粮食、能源等危机,物价平稳,且有充足的外汇储备(3万多亿美元),经济表现出强劲的韧性。

第二,多数国家成为贸易逆差国,而我国仍然拥有巨额的贸易顺差。美国一直以来都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同时,全球经济低迷,使得国际上不少顺差国变成了逆差国,如德国、日本、韩国等传统贸易顺差国都成了贸易逆差国。目前世界上的贸易顺差国除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之外,其他的都是资源大国,如澳大利亚、挪威、沙特、伊朗等都是资源出口国,相关优势明显。

第三,各国汇率波动较大,而我国则较为稳定。目前,由于美元升值导致各国的汇率波动很大,而人民币在其升值冲击下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在合理区间内的正常波动,波动较小,总体来说相对稳定。如果2023年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就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反弹、复苏、增长,经济基本面稳定就能实现,就没有特别导致人民币大贬值的潜在因素。

(二)充分挖掘自身增长潜力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不少新的增长点,其中有一些领域在世界上具有一定领先的地位,要充分挖掘自身增长潜力,助推经济稳定增长。

第一,智能汽车新赛道。2022年,我国的智能汽车出口迅猛增长,汽车出口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二,与世界第一的日本差距大大缩小。与传统汽车大国相比,我国在一些关键技术上落后,于是我国通过布局发展智能汽车实现“弯道超车”。此外,特斯拉这一国际智能汽车巨头的引进也非常重要,如同过去我们引进传统车企一样,也是我们学习、引进技术与商业模式的过程,外资的进入直接将其他国家知识外溢到我国,从而拉动了我国整个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我国的汽车产业,一方面有自己的发明和创造,如比亚迪发展起步早,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有了很大成就;另一方面引进了外部的一些竞争者,从中学习知识和技术,引入新的资本,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又实现了“新赛道超车”。

第二,新能源技术与设备。我国的新能源技术与设备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全世界百分之六七十的相关设备都是由中国制造,同时,风能、太阳能是我们的亮点与优势。目前,在世界出现能源危机、各国继续大力提倡碳减排的背景下,新能源的技术需求会不断加大,如欧洲已经宣布在2035年取消燃油车等,应当继续利用好这些优势。

第三,人工智能。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经处于前沿梯队,但还欠缺革命性的创造。GhatGPT的横空出世启示我们,要在该领域巩固已有优势的基础上奋起直追,通过构建有效的创新机制,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知识、新观念、新想法、新技术,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关键是如何形成一套使得技术创新能源源不断产生的体制机制。

第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数字经济广泛应用于各种产业,但是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在很多领域,数字应用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一旦这些潜力得到有效发挥,可以促使数字技术产业得到较大发展,同时也能推进我国很多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在下一阶段的发展当中引领产业发展。

第五,生物医药。近年来,我国在生物医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在自主创新药领域,我国所占比例为14%,美国为48%,占比大幅提升,已经超越欧洲国家与日本的企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下一步,应不断加大在这方面的创新研究。

第六,消费增长。如何把这个增长点真正发挥出来,有待进一步观察。值得关注的是,消费升级不仅仅涉及到年轻人的消费升级,也涉及到老年人、退休人员。原因是新一代的退休人员与10年、20年前的退休人员不同,前者是挣取过较高工资、享受过高消费群体的一代,而后者年轻时没有太多储蓄,在社保储蓄很低的情况下,由于他们本身受收入所限只能低消费,退休以后还会继续低消费。而新一代退休人员由于已经享受到了高消费模式,储蓄也较多,退休之后仍可以维持较高的消费水平。正如经济学所说,年轻人是储蓄的一代,退休人员就是负储蓄的一代。负储蓄的一代消费升级了,整体消费水平就会提高。年轻人消费升级,老年人比过去消费水平提高,整个消费市场就会扩大。

第七,城市群的发展。近年来,随着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等国家级城市群相继获批,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如粤港澳大湾区,其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实现大中小城市的互补、城市和农村的互补。中小城市通过一些快捷交通串联起来,可以为大城市提供空间互补,解决大城市房价高企问题。大城市拥有公共服务多样化、市场多元化的优势,如医疗、教育、环境等,可以在一个城市群内统筹协同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能够获得发展,逐步解决城市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有进一步的城市化,就无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总之,经济增长总会有高潮和低谷,我们需要在世界经济处于低谷时期做好自己的事,同时放眼长远,布局未来,努力实现持续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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