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又是历史上就不太平的庚子年，肇始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在春节前后全面爆发。受病毒感染的人群数量和覆盖范围迅速扩大，内地31个省级辖区已全部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实行疫区封锁、停产停工、限制人群集聚等严格防控措施，繁荣的春节假日经济以及7天小长假后一些正常的生产组织活动犹如“瞬时冰封”。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我国传统架构下城市治理、医疗保障、应急组织等体系产生了重大冲击，更为紧迫的是，当前在疫情得以初步控制和稳定后，特别要警惕各级政府部门应对疫情冲击，各种经济政策密集表态和层级放大，引发地方债务、通货膨胀乃至经济滞涨等经济冰封次生“冰凌洪水”风险。应对疫情政策要稳定市场预期、维护市场生态，而不能左右摇摆；要重振市场生机、保护市场肌体，而不能越俎代庖。以“温水化冰”方式激发市场主体的免疫力，激活无数个体的动力和智慧，安全走出疫情冰封时刻，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新冠肺炎与非典疫情所处时代背景已截然不同
我国已有2003年应对非典疫情（SARS）爆发的惨痛经历，很多人将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比2003年非典疫情，得出了疫情冲击对经济影响不大、不会改变长期趋势的结论，呼吁和期待政府刺激政策可以有效对冲疫情影响。更有甚者直接建议企业提前准备材料，申请救助、便宜借债、扩大“地盘”。必须清醒认识到，与非典疫情爆发的本世纪初相比，当前时代背景已截然不同。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市场空间由国内扩展至全球，携内地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优势，开启了走向“世界工厂”的经济长期上升周期，由此非典疫情冲击可以很快被生机盎然发展大势所抹平。
当前是在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持续下行的大背景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一段时间来，全国各地出现了堆土“封路”、挖沟“封村”、设点“劝返”等层层加码的疫情防控举措，几乎瞬间冻结了除医疗卫生抗疫、生活物资保障之外的经济社会活动。
从需求侧看，本次疫情正值春节小长假，全年最火热时段的餐饮、住宿、旅游、娱乐等假日消费几乎清零，至今相关消费停滞时间仍要视疫情持续状况而定。相对于2003年非典疫情后，总需求由于全球增量市场扩张而快速修复和增长，当前复杂的国际经贸形势决定了很难依靠外部增量市场实现需求的快速补偿。如果企业以为“救助好申请”和“借债真便宜”，在市场没有真正扩大、机会没有实质出现的情况下，盲目扩大生产能力和借债规模，结果可想而知，不仅要把以往经营红利搭进去，甚至还要负债累累，死在太阳升起的黎明前。
从供给侧看，2003年非典疫情并没有导致大面积、大范围的延长假期、停产停工现象，而本次应对疫情的封城封路和停工停业，致使劳动人员滞留、生产物料短供、企业销售萎缩，影响了众多中小微企业的生死存亡；更加严峻的是，加大了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全球供应链从国内转出的压力。当前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对我国采取了入境管制等措施，加上一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恶意抹黑，将会深刻影响国际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这就决定了不仅要救助解决企业生存、劳工就业问题，更要高度关注国内外经贸、科技、交流等领域脱钩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赚钱效应循环崩塌问题。
二，强刺激政策空间有限，硬性实行可能得不偿失
正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冲击更加复杂严峻，社会对政府强刺激政策也有了更大期待。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当前我国债务率已处于高位运行，通胀率已逼近十年高点，已极大压缩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空间。事实上，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政府可以永远依靠政策强刺激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财政政策看，2019年全国一般预算收入19.04万亿元、一般预算支出23.89万亿元，未计稳定调节基金和跨年结转资金（暂无相关公开数据）的财政赤字约4.85万亿元，占GDP99.09万亿元的4.89%，已突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3%的警戒线。而内地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19年财政收支情况，一般预算收支结余已全部转为负值，均需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维系预算平衡。因此，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防范地方性债务风险已压力重重。可以设想如果继续任由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表态式扩张财政政策，政府债务危机可能就不仅仅是隐性和地方性的问题了。
图1 2019年内地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收支情况
数据来源：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预决算报告或统计快报
从货币政策看，为应对2008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加大了货币供给，广义货币M2的同比增速迅速抬升，至2009年11月份达到最高29.7%。当时CPI已从2008年2月份就开始跌落，短时大量的货币放水并没有特别的通胀压力。当然，2009年8月份CPI开始触底后迅速反弹，我国广义货币M2的同比增速从11月份高点开始持续回落，GDP同比增速从2009年一季度6.4%再次迈上10%台阶。当前，我国虽然M2增速已下降到8%-9%之间，但仍远高于GDP增速；CPI已呈现急速上扬态势，通胀预期已然显现。如果重新加速货币供给，显然会加剧通胀预期；通胀预期强化则会导致利率不降反升（费雪效应），使本就承受下行压力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进而面临陷入“滞涨危机”风险。
图2 2008年1月至2020年1月我国CPI和M2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中国人民银行
图3 2008年1月至2019年12月我国M2同比增速与Shibor利率
十多年来我国M2高增长并没有明显降低利率，可一定程度上印证费雪效应的存在
数据来源：Wind，中国人民银行
更恶劣的后果是，强刺激政策还可能带来大范围的政策套利，诱使众多正常经营的市场主体，不是积极自救图存，而是想方设法政策套利和不当竞争获利。如果千千万万企业和个体不是“找市场”而是“找市长”，那么强刺激政策必然“弹尽粮绝”，长期下去，好好搞市场的企业越来越难有活路、热衷找市长的企业也会垂死挣扎。
三，以稳预期、振生机的稳健政策理性应对疫情冲击
大疫当前，应对疫情冲击当然不能“得过且过”，更不能“用纸包火”，特别要防范疫情冰封的次生“冰凌洪水”风险，最需要的是回归常识和理性应对，“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针对性、前瞻性、实质性的政策应对，加快推动疫情冲击下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1，宏观政策要稳定“面”上，孕育疫情冲击后的“春暖花开”。
1.坚持稳健的货币供给，提前设防通货膨胀预期。高度重视由于疫情冲击可能引致潜在通胀预期的显性化，把握货币供给的节奏和数量，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护市场利率合理水平，为应对疫情和恢复生产创造稳定可预期的货币金融环境。
2.有序调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释放更多低成本资金。欧美众多国家已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取消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虽然美国当前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规模仍较大，然而这由金融机构根据市场信贷需求自主经营抉择的结果。我国应在坚持稳健的货币供给前提下，继续有序调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改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由金融机构把资金成本降低传递给实体经济，把市场资金信息传递给监管部门。
3.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货币政策成效既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推出时机是否合理，同时也受制于传导政策的金融机构政策投放动机的大小。要坚定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和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快金融机构市场化发展，使金融机构对资金价格、资金信号、市场机会、经济状况更加敏感。
2，专项政策用到“点”上，打通疫情冰封下的“涓涓细流”。
4.优先保障直接应对疫情冲击的应急专项救助。支持各地政府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视各地疫情状况，在一定期限内给予餐饮、住宿等受疫情严重冲击行业相关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贴息、贴保、租金减免等专项救助补贴，以及相关税费的延缓或减免，保障企业和行业安全渡过疫情冰封时刻。
5.扩容地方政府专项债，推动地方债市场化和透明化。适度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强化地方债信息披露，降低地方债投资门槛，完善投资人保护机制。以地方债市场的反馈，激励约束地方政府科学合理举债，提高投资质量，引导疫后经济的复兴。
6.发挥金融机构专业性，用好现有专项资金和基金。当前，各级政府关键不是重新设立资金名目，而是要把已经设立的专项资金、引导基金、担保基金最大限度利用起来。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现有的一些资金和基金，钱爬在账上很少使用或根本没用。要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发挥金融机构专业性，安全高效发现和扶持疫情冲击下创造性的投资机会。
例如，美国小企业管理局为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服务，就是和具有市场化、自主化信贷经营和投放能力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小企业管理局只为部分贷款提供担保（一般为75%-80%），利用银行、非银金融机构受理担保申请、评估信贷信用以及做出放贷决定，小企业管理局主要以监督金融机构来控制担保风险。
3，政策推行注重“实”上，规避疫情应对中的“踩踏风险”。
7.各地政府应对疫情政策要结合实际，不能盲目攀比。各地政府要根据疫情状况以及自身财税经济状况，合理制定疫情应对经济政策，不能不顾发展阶段、财税收支等现实状况，实施盲目补贴赶超和举债比拼，野蛮干预市场价格信号和挤出社会正常投资。
8.各地政府应对疫情政策要落到实处，不能口惠而实不至。各地政府要利用有限的政策资源，有钢用到刀刃上，切实帮助解决疫情对企业和个人经营造成困难与影响。制定高喊口号式、撒胡椒面式的政策，和疫情爆发时一些政府野蛮封村封路行为一样，都是典型“懒政怠政”行为。
四，结语
日裔知名经济学家藤田昌久以我们古代谚语“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解释个体知识多样性和差异性是创新发展的基础。当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走出内外交困局面，强刺激政策已然穷途末路、风险丛生，最需要的是以合理稳健的政策，调动个体智慧，激发市场动力，激励以奋斗创造价值的“中国梦”，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势，构架更加牢靠的全球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在这个长长的假期终于看完了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权以该书的最后一句话作为结束吧，“不是社会引导并拯救了具有创造性的英雄，而是正相反。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受最重要的考验——在救世主陷入绝望的沉默时，而不是在他的宗族获得巨大胜利的荣耀时刻，背负起救世主的十字架”。
特别感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龙隆教授的倡议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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