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脑库民间智慧

时间:2011年08月06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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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脑库已成为独立运作、为政府决策和企业运作提供方案的重要机构。决策社会化,使民意广泛得到尊重,社会的智慧能力得以集中和商品化。中国知识分子多学而优则仕,故有幕僚传统,能否把自己的智慧变成独立的商品参与政府决策?中国脑库生存状态如何?本报记者奔波京深两地进行报道。

何谓脑库

经济学家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当今世界,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仿佛穷国有自己贫穷轨道,一路开向更穷困。世界范围的国家贫富差距拉大,原因何在?除了科学技术与教育水平,另一重要原因是:决策科学化与决策不足甚至失误的巨大反差。在走上市场经济后,一些国家在资源利用效率上都有提高,但在资源配置方面仍存在决策效率低下、低水平重复投资、脱离实际,贪大求全等问题,拉大了贫富差距。联合国观察家认为,富国之所以能减少决策失误,正在于民间脑库为决策做出独立的评估、建议和咨询,使西方决策不再是政府能力的极限,而是全社会智慧的体现,这正是决策社会化的关键。

世界范围脑库的兴起是在二次大战与冷战时期。大战中美国动员大量的学院知识分子参与军事与政治研究,当时被称为一元教授,即政府只给象征性的一元年薪。由于研究结果能在实战中检验,知识分子能力高下迅速有反馈。例如兰德公司,因研究空军各种武器效率与战争战略的效果良好而受到重视。战后这批知识分子带着"实战经验"加入公司或成立独立咨询公司。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与议员面临战后前所未有的世界复杂格局与经济困境,决策、议案常常被社会批评。这促使他们向社会咨询方案,购买各种建议。需求转旺,供应就多了,美国民间咨询的脑库多了起来。他们财务独立,无政府支柱,只向政府提供所需方案,其资金来源多元化,集中了社会的智慧精英,独立研究,独立出售,故亦称"外脑"。由此美国形成了强大的决策社会化过程,也形成了强大战略思考能力,美国打赢冷战与这方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美国政府非常重视旁观者清的脑库,以兰德为例,朝鲜战争爆发初期即以600页的独立报告指出,中国将会出兵朝鲜,美国会陷入困境。兰德向政府开价500万美元,政府置之不理,结果付出更大的代价。战争结束后,政府仍以200万美元买下这个"过时"报告。美国目前有1000个脑库,100个在华盛顿。目前脑库的发展趋势是成为公众论坛、政府专家、社会团体,深入讨论不做定论的方式使脑库成为社会意见"经纪人"。

中国正处于走向富裕社会的关键期,但有关决策学术化能力却处于瓶颈状态。长期以来,我国搬用苏联模式,对研究机构包投入、包工资、包课题,使决策研究无法摆脱利益格局,难以跳出来做深入独立报告,部分地区的政府更倾向于拍脑袋决策,导致后果严重,资源遭到极大浪费,如20多个省争着将汽车工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成为学术界的笑话。可喜的是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包括民间自发力量,使中国诞生了一批有开创意义的民间脑库:如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海南改革发展开发院。他们活得还好吗?他们是如何进行经济运作的?他们能走多远?

深圳脑库:实在不容易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是中国脑库艰难的缩影。

1989年,该院在中国经济学术泰斗马洪、蒋一苇和李灏、杨铮华倡导下,李鹏前总理特批成立,立志做"中国兰德"。不料运作两年到1992年深圳脑库难以为继,原因是中国没有独立基金或企业捐助给耗资巨大的脑库,各级政府也没有主动咨询的习惯。研究院人员上门求生意,多吃闭门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尝到了市场的严酷。综合研究院认为:必须根据国情分步走,为了向前迈大步,必须退后一小步。经申请综合开发研究院在学术上归属国务院研究室,党政关系则属地化归属深圳市政府,深圳市政府解决54人编制和工资费用;作为回报,开发院每年免费为深圳市政府做方案。研究部长郭万达博士称:"我们是转轨时期的产物,有点像国有企业,但我们又完全按市场规律来操作。"其个人收益与课题效益质量挂钩。综合研究院随后打响了第一炮,当时深圳市政府让政府研究机构作出深港合作A方案,同时请综合研究院这一民间机构作出深港合作B方案。这是中国脑库第一次出色的独立运作,最后,深圳市政府综合两个方案上报国务院。早期综合研究院还利用与政府关系、免费为其做方案打响知名度。在京九线合作方案、深圳物流中心设计方案、购房入户政策设计中,综合研究院在独立运作中体现了自己的实力,深圳各区级局级机构都向他们决策咨询。OK,现在必须收费了。在加工贸易方案中,综合开发研究院显示了独立思考的作用,他们认为国务院35号文件不利于加工贸易发展,故用研究方案,申请该文件在深圳延迟实行,得到批准。

1996年,开发院一反当时官方的经济预测,提出下半年将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结果被事实证明。1991年3月,开发院向全国人大递交"关于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问题的调查报告",1992年7月,全国人大授予深圳市人大立法权。目前综合开发研究院50%的业务来自市政府与区局政府的咨询,深圳市政府与中国第一个脑库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另外50%则来自企业的咨询,其客户包括沃尔玛。郭万达承认:"中国脑库的实力的确无法与麦肯锡、罗兰·贝格相比,他们在成立50年间积累了在全世界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型。"综合开发研究院的特色是过程咨询,"我们对于某个具体行业并不一定比企业家高明,但旁观者清,对企业上下沟通、协调,我们形成了科学能力。"综合开发院发现,中国企业管理问题大多是人事关系与利益纠纷,如集团公司与二级公司的关系,甚至是集团公司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问题多多。针对企业的中国特色,综合开发研究院利用本土文化优势,解决难言之隐。越来越多的企业因此找上门来。

"结果有的公司没有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参与,董事会都很难开下去。"郭万达笑了,里面有淡淡的苦衷。

目前综合开发研究院30%费用来自财政拨款,70%费用来自自己的业务。在中国特殊国情下综合开发院从盲目照搬国外模式中觉悟走上了独创之路,终于跌跌撞撞闯开一条路,解决了80多号人的生存问题。

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狂热的10年,全国只有一种声音、一个大脑。如今学在民间,民间思想者越来越多,但如何使民间思想走向正规化、系统化,使民间呼声不只停留在情绪阶段,真正形成方案,对决策起作用,这是中国民间"脑库"艰巨的使命。

民间大脑正集聚中国社会的智慧,重新恢复中国民间的思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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