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杰：中国经济转型与动态竞争创新发展

【综研微语】从长期观察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持续35年的中国经济奇迹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奇迹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奇迹还可以持续吗？奇迹结束之后会是什么？近日，藉唐杰教授新著《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出版之机，我院举办中国经济转型座谈会，邀请到唐杰教授分享他的思考，座谈会还邀请郭万达、刘宪法、赵登峰、赵成、孙浩、龙隆、杨柏、王瑞平、金心异、谢亚轩、邹蓝、钟若愚、李帆、曾广胜等研究同仁参加，我们整理了部分会议发言，以飧读者。

　　感谢大家从各个角度所做的精彩评论。我简单回应一下。2014年南开研究生微信群就中国经济未来走向讨论了大约七八个月时间，核心问题是对过去35年怎么看？对未来35年怎么看？共同看法是，过去35年的成就会是未来35年发展的基础，当然也有可能成为包袱。

　　只要我们从长期观察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持续35年的中国经济奇迹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奇迹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奇迹结束之后会是什么？会不会出现一地鸡毛的结果？当然，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时空架构。

唐杰：博士生导师、哈工大（深圳）筹建办临时党委书记、深圳市原副市长

一、从时间轴上观察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与性质变化

　　我们尝试以康雍乾盛世作为起始的观测点，以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作为中间观测点，以深圳作为走向未来的观测点，简单说是希望在过去300年、30年和未来30年的连续时间范围内，进行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动态分析。

　　一是回望300年的康雍乾盛世，我们看到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是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阶段，农耕文明创造的最后一个奇迹。大清朝实施了历史上最彻底的鼓励农业、轻徭薄赋的供给侧政策，享受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一百年的时间里经济总量上升了三倍，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国家与社会的财富空前增加，但令人惊讶的是经济总量增长的倍数差不多就是人口增长的倍数，人口从一亿达到三亿，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生产率没有什么提高，除了数量扩张没有生产方式的质的变化，盛世过后留下了一地鸡毛，留下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

　　二是回顾30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不再是简单人口增加的数量增长，庞大的经济总量背后是人均收入及社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教育科学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加入WTO后的十年里，中国大陆新增加的经济总量相当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总计的80%，超过了中华文明历史的总和。相对于300年前由广州十三行垄断国际贸易，现代中国的对外开放从经济特区，沿海沿边开放演变为全面开放，以史无前例的开放心态与全球化对接，最大限度地获取了经济全球化的利益，推动了持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不过认真观察，不能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康雍乾盛世时代还是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混杂了太多的简单的数量型扩张的因素。

　　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回落，人们先是猜测是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外部因素引起了中国经济增长短周期下落。现在新的共识在慢慢形成，中国经济增长回落主要不是外部因素，主要不是冠名“四万亿”的反危机措施短期因素，而是内生的长期动态下降。过去三十余年我国经济在获得人口红利，投资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同时，极大地放大了数量型增长领域范围和能量。康雍乾盛世终结于有限土地开发殆尽，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将终结于三个红利的终结。过去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百米冲刺，中国经济需要调整姿态，转向跑得稳、跑得远、持续时间更长马拉松。中国奇迹要从实现从数量型扩张全面转向创新型增长。

　　三是展望未来30年，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是中国经济绕不过到的坎，短期稳定经济宏观政策非常重要，但离开了发展方式转变又是没有意义的。深圳是我国经济从数量型高速增长转向创新发展突出案例。作为一个由无限传奇故事编织起来的年轻城市，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的经济总量仅为香港的千分之二，目前已经是香港的90％。在深圳之前,全球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城市能够在短短的三十年里实现由农业经济向知识信息经济的连续跳跃。本世纪初，深圳人均GDP只是台湾1/3，2013年已经超越台湾。深圳已经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移动通讯装备生产和技术创新城市，正在成长为生物、新能源与材料科学的引领中心。深圳是中国人均专利拥有量最高的城市，是拥有PCT国际专利最多的城市，是全球重要的科技创新成果、创新人才和创新性企业的聚集地，是产业结构持续升级的城市，更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是一个经济增长率持续降速的城市，三十五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30%，目前已经稳定地下降至8-9%。百米冲刺不容易，从百米冲刺转向马拉松更难，总结研究深圳转型成功的经验应当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空间轴上的横向比较有助于发现普遍性趋势

　　时间轴是简单地自己与自己比，加入空间轴后，我们可以观察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或是经济体在同一时期发生的相似现象，从中观察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找到我们与共同特征的异同，看到我们优势与差距。

　　一是康雍乾盛世最终烟消云散的根本原因？在历史中穿行让我们最感震惊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沿着既有的轨道前行取得了辉煌成就，却在前进的路上迷路了，走丢了，走进一个难以掉头的死胡同。而与康雍乾盛世同时的欧洲是，确是伽利略、牛顿等大科学家辈出的时代，欧洲点燃了世界科技革命火炬，经历了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的欧洲，跨越亘古引入了全新的文明，进入了马克思所赞誉过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的新时代。没有科学发现支持的、在黑暗中摸索出来的、不能有效复制的传统农耕文明的创新活动，历经成百上千年积累起来的成果，在几十年，几年，甚至是几天、几个小时内就被以科学发现为基础的工业文明所超越，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吃苦耐劳的能工巧匠，辛勤劳作的农民，面对科学技术的大规模突破迅速地丧失了竞争力。古老的中华文明，而不仅是康雍乾盛世，转眼之间就被超越，被抛离，在竞争中走向了衰败。

　　二是在第二个时间节点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奇迹是改变了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中国奇迹是发生在中国，离开了中国谈不上中国奇迹。劳伦斯.萨默斯等指出，在现代历史上，只有极少国家和经济体能够实现连续十年6%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打破了一般趋势，缔造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长的高速增长期。过去三十五年中国经济增长每年为9%；生活水平每8年翻一番，三十五年增长了16倍，由此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变化、更多的繁荣、更多的创造、更多的生产、更多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发展之迅速、涉及面之广，与世界经济互动如此之强，在工业化史，在世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是定将载入史册的经济奇迹。

　　上个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10%，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下降为5%，改革开放的开始的时候仍然是5%，三十五年后上升为四分之一。没有解放思想，没有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没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不可能在总体稳定下，快速平滑地实现市场经济体制对传统计划体制的替换。这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制度转轨模式，是三十年持续高增长的中国奇迹的基础。

　　当然，离开了世界也无法解释中国奇迹。尽管各国的称呼不同，但实施改革开放是过去三十年的世界性现象，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全球经济增长因此而加快，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入了追赶行列。中国奇迹并不在于高速增长，只是高速增长的时间更长，涉及的人口更多，取得的成就更大。

　　而今三十年的高速追赶过程正在消退，新兴经济体不约而同地进入了经济减速期。当我们说，外部因素或更直接地说，美欧日经济衰退引发减速时；反面的看法也是成立的，新兴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已经历史性回归到占世界总量50%以上，因此新兴经济体的减速是构成世界经济减速的直接原因。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集体减速的现象直接诱发了关于中等收入陷井的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与民族自主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个甲子过去了，原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却鲜有从落后国家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案例。从1950年到2008年间，只有13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了高收入行列；有28个经济体与美国的人均收入缩小了10个百分点或更多，其中只有12个不是石油、钻石生产国或欧洲国家；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从高收入滑落为中等收入国家，此外的绝大多数仍然处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尽管相当多的国家经历过快速甚至是高速增长。这就是中等收入陷井。中等收入陷井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都有过度依赖低要素价格，模仿期有较高的投资回报和突然扩张的全球市场，主要以做加法方式进行数量扩张的追赶。显然，这与康雍乾盛世展现的传统经济增长并没有本质区别，或早或晚一定会因边际收益快速递减，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而归于停滞。

　　三是自工业化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平均长期增长率不过是略高于2%，不断遇到危机但却没有掉入陷井呢？这是在讨论中经常引起我们困惑的问题。我们尝试将之比喻为龟兔赛跑，为何高速奔跑的兔子总也追不上爬行的乌龟？一般人讲故事会说，这是因为兔子跑的时间少，休息的时间多。我们尝试这样看问题，乌龟为何能够缓慢地但不停地前进？其中的原因很多，我们集中观察了一个现象，欧洲、北美与日本崛起于工业化，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但同时是全球最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中心，或者说是因为成长为科技创新中心才成长为制造中心。当发达经济体不再是以制造业的规模和数量衡量的制造业中心时，仍然是世界上科学技术创新的中心，把控着以质量衡量的高端制造。发达国家不断遇到衰退、滞胀和危机，就是不会掉进陷井。这如同于龟兔赛跑中，乌龟跑得慢却可以不断地从创新中获得持续的动力，兔子跑得快但不断捡拾乌龟扔下的包袱，因此休息的时间会更长。从故事走到现实不难发现，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的发展中国家，不是资源供给者，就是低端制造者或者干脆就是装配中心。没有创新能力的兔子跑得快却不可以持续，封闭在一个环形跑道上跑跑停停。

　　在时空框架里回顾与穿梭，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工业文明兴起于科学技术创新，在持续增长过程中，空间上出现的国别之间，经济体之间的显著差距可以归因于是否具有可持续的鼓励创新制度，以及是否具有激励创新的国际竞争力。依靠模仿的追赶过程，可以实现短期高增长，但一定会因为模仿而不是创新而从减速归于停滞。处于现代经济增长边缘的新兴经济体要走向舞台的中央，没有捷径，只有学习借鉴先行者建立起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激励创新的制度。

　　在时空框架中回顾与穿梭，我们发现深圳堪称从模仿型追赶走向创新追赶的范例。深圳经济特区起于工业化为空白的农耕文明，在发展的初期以三个为主实现了高速起飞，“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不到十年成为全球重要的OEM生产基地。第二阶段OEM型产业大规模外迁，推动深圳走向模仿性创新的生产制造，出现了广泛的山寨现象,有了Made in SZ（Shenzhen）的戏称。当然，模仿是人类的天性，没有对生物界的模仿，大量科技创新都不会产生。这也是德美日韩都曾经历过的凭借模仿形成大规模生产的阶段。但关键是如何从简单模仿走向创新。深圳和经济发展从本世纪初开始，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以华为、BYD、华星光电等为代表，深圳进入了以自有核心技术支撑的大规模制造的时代，招商银行和平安集团为代表的创新性金融业开始崛起。“十二五期间”是深圳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有了鲜明的创新发展的特征。深圳已经在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领域拥有了占全球1/5的专利，基因测序分析与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显示与虚拟现实技术等领域形成了居世界前列的自主创新能力，拥有核心技术并在全球产业链关节点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创新型企业有如潮水一样奔流而来，创新创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崛起成为深圳象征。

三、我们发现了什么？

　　一是短期经济衰退与长期增长潜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说，硅谷历经衰退仍然是全球创新高地。深圳历经发展的瓶颈，却总是令人惊讶地焕发生机。关键在于，短期的危机与衰退并不否定硅谷和深圳是新模式的代表。当我们研究比较优势的时候，可以看到300年前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人少地多的优势，人口不断膨胀，土地变得稀缺，过度开垦变成土地急剧边际收益递减，优势就没了。但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康雍乾盛世并没遇到严重的短期衰退，除了几次重大的自然灾害之外。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成了新的比较优势，但若有一天人口红利没有了，投资红利没有了，全球化红利也没有了，也会出现边际收益大幅递减，平稳的短期经济运行会与长期增长潜力大幅度下降相碰撞，此时短期总需求政策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二是短周期危机或衰退是防止结构扭曲和产能过剩长期化的重要机制，具有修复长期增长潜力变化的效果。不同时期的产能过剩和结构扭曲形式各异，又具有高度的内生一致性，经济繁荣期产生的投资冲动和跟风式的蜂拥而上。问题是，产能过剩是一个泥沙俱下的状态，优质企业和劣质企业鱼龙混杂。繁荣期，优质企业收益高，劣质企业收益低，但活得也不错。危机和衰退期，优势企业收益降低，劣质企业就不能生存，过剩产能便归于消失。危机或衰退就是短期的，同时修复可能出现的长期增长潜力因边际收益下降而下降的趋势。

　　三是结构扭曲和产能过剩源自于企业对利润的追逐，消除结构扭曲和产能过剩源自优质企业击败跟风的劣质企业，使其面对无法承受的亏损而退出。优质企业能够成为优质，源自于占领市场竞争的制高点，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一个可能，持续不断地创新。在空间上，优秀企业数量规模和成长性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竞争优势的核心，而优秀企业的产生一定源自于存在着一个优秀企业家群体。从此意义上说，300年前的科技革命能够演化为产业革命，并且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持续不断的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是因为伟大企业不断的涌现。附加在生产装备上的新科学技术先是使现代经济增长具有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特征，而后又推动了新科学技术不断产生，企业竞争力从机器装备水平不断提升，逐步发展为综合了高素质人才与高水平的专利标准的创新竞争，现代经济增长不断抛弃数量加法，创新在增长中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创新前沿不断地向前推进。

　　四是创新来自于竞争，竞争依赖于高效规范有序的市场机制，这是一个保证优势企业可以获得创新收益的法治化市场。从此意义上说，政府存在的最大理由是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创造出不断升高的市场竞争力度，这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马克思最早观察到工业革命将进入大企业时代，熊彼特最早提出了大企业是创新主体的假设。随着科学与技术发现演进，中小企业正在成为创新中坚力量，创新型中小企业依赖科技突破击败大企业，成长为新的伟大企业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的经济现象。面对新的企业成长生态，政府应该做的是不分亲疏、不拉偏架，不袒护落后，放手让企业竞争，放手让优势企业击败劣势企业。

　　最后，在时空框架中大跨度的观察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每个国家和地区在同样的时间轴上都有着各异的发展状态，向前走，当然要从自己的条件出发；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条件差异再大，但从数量型增长转向创新增长的方向又是一致的，转型所依赖制度条件是一致的。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演进的全部含义是走入动态竞争创新的路径，而无论是沿着泥泞的小路，还是在荆棘丛生中开辟出一条通道。如此，动态比较优势与初始状态结构差异就是无关的。

“持续的高投资率要能带来高资本边际资本产出增长率，中长期的资本边际产出率要大于实际利率，这是保持我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核心条件。如果不能实现这一基础条件，无论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有多成功，也不可能保证我国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

本书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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