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问”和“颠覆性风险”

作者:叶小文

时间:2020年04月19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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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全球新冠肺炎流行,各国奋起抗疫和病毒疫情可能带来改变世界的影响,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在“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上,请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任“群主”,建群组织了一个线上的“防控疫情读书会”,推荐阅读《病毒来袭》(Nathan Wolfe)、《逼近的瘟疫》(Laurie Garrett)、《生命的法则》(Sean B. Carroll)、《人类终极问题》(袁越)四本书。该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作为读书会一员,在线上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以及与书友的切磋讨论,一个多月来连续作了数篇思考性发言。下线后意犹未尽,遂将自己的发言整理成十三篇读书笔记。笔记总标题原为:《防止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颠覆性风险——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读书笔记》。征得本人同意,本公众号将这十三篇2.5万余字的读书笔记,摘录汇总,分数次推出,以推动大家的积极思考。


在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风险。

现在看来,在病毒来袭,在逼近的瘟疫等现实挑战面前,我们可能有必要把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风险作为民族复兴进程中颠覆性的风险之一来认真对待。

我们民族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像我们保卫国土安全一样,要把它作为一个可能出现的颠覆性风险来考虑,这样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如果我们已经判断未来公共卫生事件是我们民族复兴进程中颠覆性的考验,甚至概率比打仗还要高一些,那么就值得研究,值得花功夫去认真对待。

这样来提出问题,是否可称作当代中国的“世纪之问”?这使人想起近代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李约瑟的问题是,“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个问题振聋发聩,促使一代一代中国人警醒、震惊、深思、探索、奋斗。现在对“李约瑟之问”,我们已有答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否定之否定,转变再转变,历史又“转变”回来了!

但对新的“世纪之问”,我们这代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警醒、震惊、深思、探索、奋斗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作为以“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初心为使命的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好、解决好这个“世纪之问”。就像一个接力赛,如果跑到我们该发起冲刺的这一棒,却因为没有应对好“颠覆性风险”而栽了跟斗甚至被“颠覆”,我们何颜告慰先烈先贤,我们何以面对后世后人?回答好、解决好这个“世纪之问”,当然远不是谈一点读书体会就可以完成,这是“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但能提出问题并且开始讨论,就是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因为话题过于沉重,我们围绕这个话题的读书,就要读出道道;我们围绕这个话题的议政,就要议出道理。如王阳明所说,“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虽阴晴晦明千态万状,而白日之光未尝增减变动。”

我发表过一篇题为《社会学否定之否定的进程及其内在矛盾》的论文(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青年作者优秀论文奖),考察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是伴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发展,对社会的认识也从原始综合阶段向经验实证阶段发展再走向辩证综合阶段的产物。诚如马克思所说,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从搜集材料的科学进入“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页)。中国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道法自然”,确是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和战略思维,放之四海而皆准,时至今日亦精灵,但充其量恐怕还只是“认识的原始综合阶段”。而近代科学,无论是物理学、生态学,还是人类学、社会学,都注重以实证、实验、实践为基础。这恰是我们中国人今天讲科学启蒙、扬科学精神特别要注意的方法,也是今天我们读书值得注意的问题。

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就是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病毒来袭》和《逼近的瘟疫》这两本书,其特点无不是“经验实证”。我们今天在“新冠来袭”时读这两本书,彼时的“经验”正为此时所验,彼地的“实证”正为此地所证,“言之高下在于理,道无古今惟其时”,所以尽管是美国学者几年前的著作,现在读来也兴味盎然。

《生命的法则》这本书,尽管是立足于“生命的演化历程、生物学思想的前沿探索”,但作者还是很小心地用“经验实证”的方法。本书的第一部分“万物有法”,揭示了生命系统通过调节手段使身体内部环境保持“稳态”的规律;第二部分“生命的逻辑”揭示了分子层面上的几种无处不在的调节机制,但本书的原名并未敢就叫“生命的法则”,这个题目是中国的翻译者按照中国的思维习惯定的。原作者更看重的,也就是本书的原名和第三部分的题目——“塞伦盖地法则”,即作者在塞伦盖地草原上,通过亲临其境的仔细观察和考证,得出的六条解释宏观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的法则。尽管我不知道作者是怎么数清楚那些水牛、大象、角马、狒狒乃至蝴蝶、蚱蜢的变化数量的。作者最后提出“应对挑战的三大原则”今天读来仍发人深思,但还是小心地落在“经验实证”的案例上。

《人类的终极问题》这本书,则是一位中国学者之作,胆子就比较大了,一上来就提出“人类终极”、“道生万物”的大问题,但他毕竟也还是借助“经验实证”的方法,“借助专业的科学背景、大量的阅读梳理、实地的采访调查”来写的。

在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如何高度警惕和有效防范“颠覆性风险”这样一个沉重、复杂的“世纪之问”,需要博览群书,需要哲学思维。需要哲学思维关照下的博览群书,需要博览群书基础上的哲学思维。

且这种读书并非坐而论道,要能知行合一。借王阳明的话说,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是“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借钱穆的话说,乃“阳明讲学,偏重实行,事上磨练,是其着精神处。” 

要再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因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系统地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哲学专著,其论述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我们博览群书,不妨再读此书。我们再读此书,更要多读新书。 

《矛盾论》从宇宙观的高度,指出形而上学总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的事物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主张。而《生命的法则》一书揭示的“生命系统通过调节手段使自身内部环境保持稳态的规律”,正是通过生物学的探索摆脱了形而上学,体现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辩证法。 

人类必须对大自然有足够的敬和畏!我们对大自然有太多的未知。有那么多的生物、细菌和病毒,我们根本不了解,有那么多的暗物质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们不能无畏地宣称能够战胜大自然。这种“敬畏”并不是以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自然,无所作为甚至束手就擒,而是要以敬畏之心对待大自然,逐步认识,和谐相处,遵循规律,调节自身,保持稳态,生存发展。 

我们当然切勿妄言“改天换地”,但也绝不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实现这个梦想,必会有“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的一定意义上的“改天换地”,这就需要,一方面与世界、包括与自然界,都要找到新的平衡点;一方面也要为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伟大飞跃的14亿人,不断通过调节手段使自身内部环境保持稳态。这,也就是“改革要不断深化、开放要继续扩大”的哲学诉求。 

习总书记说,“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天下至理总相通。有一次,我问来自台湾的星云法师,你说“看见了梦想的力量”,怎么看见的?他回答,“习主席提出了中国梦,中国人无不为之感奋。其实全世界的人都有梦想。梦想,就是希望。不过,希望会趋于渺茫,梦想却总有特别的力量。因为梦想包含着虔诚的心力和巨大的愿力。梦想是独特的意识,它可以上天入地,可以翻山越岭。人要有希望,更要愿力、有梦想。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大愿力,就是民族复兴。这也是我的愿望,我的梦。”尽管此为“佛言佛语”,竟也符合“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辩证法。

“天道”默默无言,“自然”无比威严,外部风险剧烈,颠覆突如其来。怎么办?还是要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迈与勇气,去争取、去善于不断找到正确的因应外界变化、符合客观规律的调节手段,也要争取、要善于使自身内部环境在不断与外部的互动中总能保持稳态。 

这是“生命的法则”,恐怕也是实现伟大梦想的“秘诀”,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希望所在。

我们的国歌一直在这样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沉痛的教训总是要痛定思痛。4月5日清明节,习总书记和大江南北14亿中国人一起,以国家的名义,一起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深切哀悼,向逝去的生命致哀,向坚韧不屈的生命致敬,向人间的大爱致谢。国旗半垂,汽笛长鸣,14亿人长达三分钟的默哀,既是举国同哀,也是举国同思。我们敢于和善于胜利,但绝不陶醉和夸大成功。我们重视和珍惜经验,也绝不看轻和忘记教训。我们缅怀英灵,悼念英雄,既是崇尚和勇于牺牲,前仆后继,也是在珍惜每一条逝去的生命。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生命重于一切,人民的沉痛痛彻心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哀兵必胜从来事,举国沉思见精神。一个善于从灾难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民族,必将变得更加坚强、更加不可战胜;她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自己的进步中获得补偿。

我们沉思中很要紧、见精神的一条就是,要高度重视、警惕和防范可能对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带来重大冲击的“颠覆性风险”。

有论者指出,公共卫生领域的颠覆性风险,具有未知性较强的特性,特别是对病毒的认知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具有不确定性较强的特性,病毒怎么来的,何时还会再来,不确定性较大;具有不可控性较强的特性,病毒属于微之又微的微生物界,还具于无隙不入的本领,控制难度较大;具有伤害性较强的特性,历史上大规模传染病对人类的伤害超过战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超过一般的经济危机;具有反复性较强的特性,本世纪以来除了萨斯以外,还有多种疫情反复来袭,人类时常处于疫情危胁之中;具有广域性较强的特性,病毒没有国界,重大疫情对地区乃至世界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具有应对复杂性较强的特性,应对重大疫情需要多领域、多学科、多力量、多手段综合应对,组织协调难度非常大;具有前沿性较强的特性,从预警监视到全网信息共享,从病源探究到病理分析,从疫苗研发到特效药推出,从疫情分析到发展趋势研判等,都需要前沿科技支撑,尤其是大数据、地理信息系统、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和新材料等,需要动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才能掌握抗疫主动权。

颠覆性风险是不会一蹴而过的,是要一浪接一浪、后浪推前浪地扑过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勿谓言之不预”的,否则何以要标志为最高级别的风险?否则何以有颠覆14亿人民伟业的危险!“颠覆性风险”有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只要众志成城,尚可“挽狂澜于既倒”;有时却虽只现蛛丝马迹,却也会如“风起于青萍之末”,不要说麻痹大意,哪怕一时疏忽就错过时机,就只能付出更为沉重甚至更为惨痛的代价。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对“颠覆性风险”就要最讲认真。

“颠覆性风险”要放在历史的大趋势中来看。什么情况?萨斯的阵痛还殷鉴不远,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又突如其来。在抗击疫情的严峻斗争中,一批医务人员、干部职工、社区工作者因公殉职,许多患者不幸罹难。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中又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其实,必然性总是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在种种偶然性的过程中往往包含着必然的东西,就看我们能不能反思,善不善“吃一堑长一智”。必然性是规律性的主要特征,只有认识必然性才能把握规律性。自由,无非就是对必然性的准确认识和自觉利用。习总书记2月14日在中央深改委第十二次会议讲话,大声疾呼:“要全面研究全球生物安全环境、形势和面临的挑战、风险,深入分析我国安全的基本状况和基础条件,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全面研究,深入分析,系统规划,全面提高,可谓字字千钧,语重心长,还要怎么说呢?我们真的需要这样来“最讲认真”了。

“颠覆性风险”要放在世界的大环境中来看。什么情况?那个一度有人公然在大报上撰文幸灾乐祸、嘲笑“东亚病夫”的国度,那个直到现在还有什么议员忙于对中国污名化、甚至对世卫组织也要泼脏水的国会,现在自己确症的“病夫”已过几十万之众且还在见涨。而中国则以果断的决策部署、坚定的决心信心、真挚的人民情怀,凝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全党全国人民拧成一股绳,实现了疫情防控形势的大逆转,从最高日增万余确诊到如今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我们是有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传统的国度,此时更向世界大声疾呼,病毒不分国界,也跨越种族;病毒不讲政治,对谁都传染。面对疫情给人类带来的严重威胁,只有国际社会团结起来,才能战而胜之。我们从来不会在朋友有难时袖手旁观,更不搞落井下石的勾当。国家虽各不相同,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是命运共同体。面对这场空前危机,各国必须超越意识形态的异同,摆脱各种无端的猜忌,尤其是要避免将抗疫合作政治化,团结一致、携手努力、共战疫情。

“颠覆性风险”这个话题过于沉重,说起来难免慎终追远,还需要上升到哲学高度。就是《矛盾论》在论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时所指出的,矛盾的普遍性就是共性、绝对性,而矛盾的各各特殊便造成个性、相对性。普遍性即寓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即寓于个性之中,绝对即寓于相对之中。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保持稳态是“生命的法则”,但稳态乃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存在形式,不断打破稳态的风险,不管你高兴不高兴、看见没看见,它就在那里,它总在那里,乃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的存在形式。我们只能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不断调节,在自身内部环境与外部的互动中不断适应,才能实现稳态、保持稳态,延续生命、好好活着。

“调节”重要,如何调节?

(...待续)

之一:“李约瑟之问”和“颠覆性风险”

之二:“塞伦盖蒂法则”和被动中求变“调节”

之三:“修昔底徳陷阱”与搞活“暖实力”

之四:警惕新冷战格局和擦掌“太极拳”

之五:“上帝之死”和“新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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