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 与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樊纲观点

作者:樊纲

时间:2020年02月28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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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教授在“问势2020年理事报告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一、全球化面临“大变局”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对国际格局的重大判断。谈“大变局”首先要从全球化谈起,因为自由贸易、贸易的发展、贸易规则的变化等,都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

全球化有其演化过程。最初所谓的“全球化”是指殖民地方式下的全球化。在“二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开始了新一轮的全球化。新一轮全球化,由跨国公司主导,推动资本和技术在全球流动和配置,获得了包括发达国家政府、跨国公司、工会组织等的一致支持,反倒是落后国家担忧发达国家通过资本的投入,对其“变相”奴役和剥削。

为什么落后国家会有反对之声?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显示,跨国公司在外投资,将部分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不超过1%。而跨国公司这样做的目的,是利用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来攫取利润。

何谓比较优势?其一是利用落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让其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简单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关工作,因这些劳动力始终处于产业的低端环节,而发达国家大多是熟练劳动力,处于产业的中高端环节,二者不会产生竞争关系。其二是利用落后国家的资源。哪里有资源,跨国公司就到哪里开采资源并进行加工,从而获取利润,因而也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竞争关系。此外,全球化还有“道德”意义,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从道义上讲是帮助落后国家减少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发达国家支援落后国家的一种方式。因此,尽管落后国家有些怨言,但这种趋势没有改变,发达国家是全球化重要推手。

发达国家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方式,就是通过WTO(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化贸易与投资体系。但是原有的国家贸易规则是发达国家之间制定的,最初叫关税总协定,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不高、出口较少,所以没有加入这个体系。WTO机制想方设法纳入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进入这个体系会产生一个问题,即遵循同一规则,如都采用低关税、自由准入,那么落后国家将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因此落后国家不愿意加入WTO。采用什么方式为好呢?采用的是“幼稚工业理论”方式。相对于发达国家成熟的产业,发展中国家产业只能算是处于“幼稚”时期,无法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产生有力竞争,因此需要发达国家给予落后国家一段时间,允许其对“幼稚产业”有所保护,如设置一些关税、准入限制,发展本国产业,待其成长起来后再讨论平等竞争等问题。WTO基本认可了这样的规则,于是有了“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条款,即落后国家在加入WTO后给予其15年的时间用于发展本国产业。在这15年内允许落后国家对本国产业实施关税、准入、所有权限制、政府补贴等保护措施,使本国的企业、产业能发展起来。15年后取消特殊条款,转型为市场经济国家,在贸易、产业政策和保护机制等方面讨论适用同样条款等相关问题,中国便是在这样的条款下加入了WTO。

1978年我们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通过20年的开放,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到2000年时中国迅速崛起,竞争力日益提高,出口贸易不断增长,这个时期被美国称为“超级全球化”(Superglobalization)。过去全球化不过只是几个发达国家玩的“游戏”,但是中国的崛起,大大改变了整个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格局。2000年美国受到进口冲击或是中国冲击,财政赤字迅速增长。制造业占就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贸易赤字大幅提高,改变了发达国家认为全球化不会对本国产业等造成冲击的看法,产生了反全球化倾向。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在制造业领域对发达国家形成竞争,近年来更是在一些科技领域也形成了一定的竞争能力,这就导致美国这个制造业大国强烈不满,将工人失业归因于中国制造业的成长,一些企业希望利用政府力量阻止中国企业在科技领域的赶超,跨国公司希望借机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一些政客则担心中国GDP赶超美国从而会使军费支出总体规模赶超,从而不断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之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大变局”?真正原因还是中国的迅速崛起使然。因为我们不仅仅可以搞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可以发展中高端产业,并在一些新的领域具有了竞争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的就是中国这些年来的崛起,对发达国家的利益格局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所以他们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以达到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目的。过去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带头搞全球化,国际规则由他们制定,他们把全球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管理,但是现在这些国际规则制定者们要退出去,便出现了这样的格局。这就是“大变局”带来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国际环境以及相关的国际经贸规则发生了变化。

发展经济学以前只强调比较优势,现在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来看,应该更加强调后发优势。比较优势,通常说的是资源禀赋里没有好的资本、技术、教育,只有廉价劳动力,因此要利用这一禀赋发展一些相关产业。但如果只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将永远停留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里,产生不了竞争力。拉美、非洲、东南亚国家历经多年发展,为什么没有对发达国家造成竞争或影响?问题就在这里。这些国家一直停留在发展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层面,仅出口一些农产品以及自然资源产品,没有进入产业链中高端,产业结构一直没有实现真正的提升。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均不可能长期持续,那么一段时期后经济的增长力就会减弱,也不可能对发达国家产生竞争力和竞争关系,自然不会出现贸易摩擦或是打贸易战。

如何改善资源禀赋的结构,获得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技术、更多的人才,就得靠后发优势。这也是我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一个显著的差异,我们不光发挥了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发挥了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我们作为后来者,用较短的时间、较低的试错成本,迅速学到人类迄今积累起来、创造出来的各种知识、技术,包括思想,特别是发达国家之前积累的知识和技术,来发展本国产业和经济。后发优势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是实行改革开放,这也是中国最重要最正确的举措。我们从1978年开始搞劳动密集型产业,做出口贸易,同时大量引进外资,允许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兴办合资企业,并派遣留学生、访问学者去学习、交流,使大量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外溢进来,加之中国的市场规模巨大,由此我们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快速缩短了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这些也奠定了我们20年后加入WTO的基础。

如果中国没有发展得如此迅速,没有和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产生竞争关系,他们还是非常乐于推行全球化的。但是中国的突然崛起,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20年的高速发展,对发达国家产生了很大冲击,以至于美国反对全球化,并以平衡贸易逆差为由,单方面挑起了针对中国的经贸摩擦。

贸易理论告诉我们,中美之间发挥各自的贸易比较优势,贸易是可以平衡的。例如中国可以用2000万件衬衫换美国一架波音飞机以达到平衡。起初我们只能做衬衫、鞋等低端产品,后来工具、机械、电器等也是中国制造,越来越多的东西我们自己能做了,但是我们在高新科技产业方面仍比较落后,美国是高新科技最发达的地方,却偏偏不对我们出口高新科技,同时为了遏制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进行出口管制,并通过长臂管辖来惩罚华为、中兴等中国发展较好的高新科技企业。经贸摩擦谈判,美国让我们采购大豆、猪肉、天然气等典型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以此平衡两国的贸易,长久来看是无法维持的,因此贸易摩擦可能始终都要发生。

既然发生了经贸摩擦,有必要分析一下历史上大国间经贸摩擦的结局,共有四种:一是打“热战”。历史上欧洲各个国家互相追赶时期,打了很多长达三十年、五十年甚至百年的“热战”,以此作为相互崛起的手段;二是开展长期经贸摩擦。美国追赶欧洲即是如此,虽然没有发生“热战”,但是通过反复大规模的经贸摩擦或是贸易战,最终确立了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世界第一的地位,其过程亦可称为百年经贸摩擦;三是打“冷战”。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结局是造成苏联解体;四是妥协退让,导致经济衰落,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如曾经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由上分析可知,经贸摩擦可能长期存在,而我们最好的选择是不打热战。但不论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需要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这才是解决国内外一切问题的关键,才能更好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

二、关于宏观经济走势

2020年的经济形势会如何?我认为虽然存在下行压力,但会企稳向好。

我们先来分析这些年来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

一是中美经贸擦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一是导致投资下滑,因为经贸摩擦产生了不确定性。贸易规则的不确定性,会直接导致投资的不确定性,使部分投资转移到其他国家,因此,去年我们的投资增长速度再次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其二是导致外贸下降,我们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14%;其三是阻碍技术进步和企业发展。我国的高新科技产业和企业受此影响较大,不仅表现在关键产品、技术的断供上,还有各种预期的影响,如美国一发布“中国企业实体清单”,全世界消费者的消费预期马上发生变化,从而对中国相关企业的销售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此外,企业长期的技术进步也会受到影响,以前我们很多企业的技术进步,是建立在美国一些底层技术基础之上的,现在这些底层技术不能用了,或是以后不能用了,企业研发的速率就会下降,对企业的技术进步造成影响。同时,尽管有些企业研发了一些技术创新成果,但是产品进入市场获得认可还需要一段时间。其四是美国(甚至可能联合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以“断供”方式威胁中国,搞硬“脱钩”,可能使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风险,以此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是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有结构性、长期性因素,如劳动力成本提高、环境压力加大、政府体制的改变与过渡等,也存在周期性因素,即我们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问题,最近这些年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上一轮的经济过热、经济高涨所致。发达国家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是实施“硬着陆”,依靠急风暴雨式的市场出清进行快速处置,但是会导致企业大量倒闭、破产,经济衰退。我们采用的是“软着陆”方式。“软着陆”的好处是可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但是经济过热引发的问题却长期存在,目前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仍在加快进行之中。

尽管上述影响因素使2020年中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但是有几个积极因素,可能推动经济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从而使GDP增长稳定在6%左右。

一是中美经贸摩擦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有利于在短期内稳定预期,从而拉动投资。

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有所加大,特别是地方债规模的增加,以及一些货币政策等,将起到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是城市群的发展将促进下一轮的城市化,以带进经济发展。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城市群发展的政策,除了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三大城市群外,还有中、东部的省会城市周边都在建城市群,发展同城化,可能使得有些地方房地产政策“一城一策”会有所调整,从而拉动一部分需求。

三、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及其新举措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即倒逼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更加重视自主创新,激励我们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因此,我认为贸易摩擦“晚来不如早来”,现在发生可能更有利,因为可以更早地倒逼中国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步伐,可以说中美贸易摩擦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新阶段有其相关特征并要求我们积极做好应对。

一是要更加重视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目前,中国的贸易结构与以前大为不同,表现在美国市场只占我们出口总额的17%,绝大部分的贸易市场分布在第三方市场,且稳步增长,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拓展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扩大朋友圈。

二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有待开发。以前我们的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这两年储蓄率下降,同时我国人均GDP增长至1万美元、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比较快、消费弹性较高、社会保障、消费信贷与金融发展、市场与商业本身的发展(如电商等)、退休群体的消费需求等因素叠加形成消费增长的新动力,有利于当前支出的增长,因此要努力扩大市场消费。
三是进一步扩大开放。通过实施《外商投资法》,放宽股比限制等系列措施,提升我国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并进一步扩大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农业等领域的开放,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技术能力和经济增长速度。

四是加大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市场准入限制,减少审批环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政府补贴制度;保护知识产权,扩大知识产权激励机制;发展直接融资,发展资本市场。

五是着力进行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目前我们不仅在高新科技领域落后,如信息技术领域、芯片、AI、区块链等,在许多传统产业中也存在短板,虽然我国产业门类很齐全,但是许多产业仍处在低端或中低端,在不少领域还受制于人,如精细化工领域,目前有10万种产品,我们现在只能做3万种,且多数在中低端,还有大量的发展空间。因此,下一阶段我们要重点补短板,加强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落后意味着我们有后发优势,我们可以依靠后发优势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从而实现更好的发展。

长期来讲,我国经济的发展仍面临很多问题及挑战,但同时挑战也是机遇,只有继续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才能在“大变局”中持续发展,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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