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经济长期向好 的三个维度

中国经济

作者:李罗力

时间:2019-12-02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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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国内外都会出现一轮“中国经济崩溃”论, 其根本原因在于,很多人只是机械照搬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简单片面地分析和判定中国经济,有失公允。应当从供给、需求和潜力这三个维度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态势。从供给侧分析产业的生产能力,从需求侧分析市场消费需求,从潜力侧分析科技研发,这三者才是决定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乃至长期可持续发展“基本面”的三大决定性因素,是决定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新三驾马车”。


一、不能照搬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经济

(一)中国经济为何能在一片唱衰声中不断向好?

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人对中国经济不看好,尤其是欧美一些学者,不断挑起一轮轮的“中国经济崩溃”论,批评中国的经济“糟得很”,从而误导民众。然而,令这些不断批评中国经济的人无法理解的是,40年来中国经济在国内外的各种“唱衰”声中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堪称“奇迹”地快速增长起来,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世界公认的事实。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这些人只是按照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来简单片面地分析和判定中国的经济形势发展。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就会发现,它只是主要对宏观经济需求侧方面进行研究的理论(尽管也有所谓“供给学派”,但它也没有脱离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范畴,只不过主张通过减税来刺激生产、增加供给,以解决当时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的经济“滞涨”问题),而不是对宏观经济供给侧研究的理论。

我们知道,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主要讲“三大需求”,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来说,决定的因素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这就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所讲的“三驾马车”。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框架下,政府调控本国的宏观经济,就是用货币政策调控市场和投资,用财政政策调控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用汇率政策来调控出口。这就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脉络。它几乎没有对宏观经济中供给侧方面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西方宏观经济学从来都不研究宏观经济中供给侧方面的决定因素呢?在21世纪之前的两三百年时间里,西方经济体在全球供给侧方面一直远远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包括它的生产产量、产品质量、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生产效率、生产管理等各方面,一直处在全球最高端的地位。所以对西方宏观经济学来讲,不需要去研究怎样提高产业竞争力,怎样提高产品质量,怎样提高生产效率,怎样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企业竞争力,他们认为这都应该是由市场竞争本身来解决或由企业来研究的范畴。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看来,这些都不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而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应归结到厂商理论或市场经济学理论(如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新自由主义学派理论等)研究的范畴,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由市场自由竞争来决定的。对西方的宏观经济学来说,它关心的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周期,繁荣—过剩—萧条—危机—遏制—复苏,周而复始。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周期理论。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就是要解决如何延缓和防止这种经济周期给国家经济带来的损害,主要通过调控市场,调控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大需求,来保证经济平稳发展,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总之,西方宏观经济学只讲需求侧的决定因素,它们并没有把供给侧的内容看作是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供给侧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怎么样,主要应看这个国家的生产产量、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产业竞争力怎么样。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对于中国而言,讲宏观经济学理论,就不能只讲需求侧的决定因素,不能只讲三大需求这“三驾马车”,还要讲供给侧的决定因素。因为这才是中国这样一个穷困落后、生产力低下的国家快速发展起来的决定性因素。

很多人总是“唱衰”中国,认为中国经济要崩溃,就是因为他们总是照搬西方宏观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只看到中国的金融、债务、资本市场、出口等方面的问题(而且很多问题从西方国家的标准来看是很严重的)。但是他们所强调的问题,恰恰都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所研究的“需求侧”方面的问题。他们缺乏“供给侧”方面的理论研究,根本没有认真研究过中国宏观经济中供给侧方面的问题,没有搞明白,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恰恰是供给侧方面的因素在发挥着决定性的重大作用。不看清楚这一点,就不可能把中国经济讲清楚,就一定会对中国经济做出错误的判断。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国,国际产业竞争力的提升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科技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十分显著,这就决定了中国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使得那些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看来是很严重的需求侧方面的问题,变成可以解决并且也确实不断得到解决的问题。这才是总被一些人“唱衰”的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根本原因。

如果既能看到中国经济存在的短板,又能看到中国经济存在的优势,那么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就会比较客观和全面了,就不至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丧失信心,感到一片茫然,甚至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根本就没有理由讲中国经济行将“崩溃”了。

(二)观察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三个维度

要更客观深入地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规律和问题,我们需要秉持供给、需求和潜力这三个维度。

第一个是供给侧维度。多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很少分析和研究供给侧方面对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近年来虽然已经开始提出供给侧的问题,但是所讲的只是“供给侧”的“改革”。而“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在实际政策实施效果上又只是强调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事实上,宏观经济中的“供给侧方面”到底是指什么?我们的经济理论长期以来并没有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我认为,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供给侧决定因素”,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生产能力方面的决定因素,包括产品的生产数量、生产质量、生产效率、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产业创新能力、品牌竞争力、企业竞争能力等,总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能力、产业发展状况及其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

第二个是需求侧维度。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进出口需求这“三驾马车”,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第三个是潜力测维度。包括一国政府对经济的引导、支持和政策法规的作用;社会的政治局面;基础设施的配套能力和水平;科技研发的发展水平;教育的发展水平;劳动力的发展水平以及这个国家的资源状况、历史人文要素、自然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等等。这些要素虽然都不是直接决定当前宏观经济发展的因素,但它们绝对是一个国家能否具有长期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决定性因素。

二、从供给侧维度分析中国经济为何向好

(一)中国制造业产出能力世界第一

从供给侧来观察分析中国经济的生产能力,首先就是中国产业的产出能力。从2010年开始,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

从1895年到2009年,美国当了114年的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就是说2010年以前,美国始终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这才是造就美国最强经济实体的决定性因素。我们现在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在向世界巅峰迈进。

不仅如此,以下三点充分证明中国制造业能力领先世界。第一,全世界只有中国具有全部的制造业体系和门类。这表明中国位于全球所有国家制造业体系的最前列。第二,截至目前,中国在全球的500种主要制造业产品中,有25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第三,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在世界制造业产出中占比为19.8%,到了2017年,这个比重达到35%,是美国的2.5倍。另有学者做过统计,在19大类的制造业行业中,中国有18类产品的产量都超过美国。

(二)中国的产品质量正在大幅提升

可以看几组重要的数据。

第一组数据,看自主品牌及其自主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2010年,中国在全球500种主要产品中产量第一的占到220种,自主品牌只占到10%左右。这说明中国当时即使在许多产品产量占到世界第一,但是90%产品的生产研发、生产工艺和品牌质量都是人家的,产业竞争力也是人家的,因此我们是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底端。但到了2018年,中国在全球500种主要产品中产量第一的已经占到一半,同时自主品牌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所占比例也已经上升到30%。也就是说,在8年时间里中国产品的自主品牌在国际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了20%,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自主研发、自主生产、具有自主品牌的产品质量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说明中国产品质量大幅提升。尽管我们与发达经济体在自主品牌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上还有很大差距,但毕竟8年时期取得这样的进步,毫无疑问是可圈可点可赞的。

第二组数据同样非常具有说服力。那就是近年来中国所拥有的世界级品牌在全球所占的数量和比重的快速提升。2018年由世界最大的权威研究机构英国凯度集团和全球最大传播集团之一WPP共同发布的、被认为是最权威的反映世界最具价值品牌名单中,中国的腾讯超过脸谱,成为全球第五大价值品牌,而阿里巴巴成为中国第二家进入榜单十强的公司。腾讯和阿里的品牌价值均遥遥领先于美国的迪斯尼、法国的路易威登、韩国的三星、日本的丰田、瑞典的宜家和德国的西门子等品牌。另一方面,2018年进入世界最具价值品牌百强榜的中国品牌多达14家。在这一年里,中国品牌的价值同比增长了47%,增幅是美国品牌的2倍多。此外,在过去的12年里,中国的整体品牌价值增长高达1444%。相比之下,美国增长是239%,欧洲大陆增长是37%,英国只增长了26%。中国所拥有的世界级品牌的迅速增长,也同样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产品的质量正在快速提升,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正在不断增强。

第三组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亚洲开发银行2015年对亚洲经济一体化提出的分析报告,指出2014年中国在亚洲的产品出口中,不仅低技术产品、中低技术产品产量位列第一,而且中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产量也位列第一。众所周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就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和最活跃的地区。而中国的中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数量,超过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发达和中等发达的国家(地区),这就说明了中国产品的生产质量正在取得巨大的进步。

(三)中国许多重要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走在世界前列

我们再从供给侧产业创新方面观察和分析,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手机产业。在传统工业时代,大家公认汽车产业是一个国家产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主要代表,而在新时代智能手机则几乎成为人人必备的全能工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智能手机的生产质量,使用性能、科技含量等都已经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品质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公众对手机产品的要求要比对汽车产品的要求广泛和苛责得多。在这个代表时代最新潮流的产品领域,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中国自主生产的手机不但已经占领中国90%的市场,而且在全球市场上也同样居于第一位,占到40%以上。中国的手机产业(包括华为、小米、OPPO等)在短短几年里,从远远落后于苹果、三星等世界著名品牌的状况,弯道超车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充分说明近年来中国在产业创新和产业竞争力提高方面有着优异的表现。

此外,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基建、电商、高铁、大型工程机械制造、新能源(包括核能、太阳能、锂电池,等等)、无人机、家电、航天、造船等产业领域,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不但产量,产业竞争力也居于世界前列。

(四)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竞争力正在大幅提高

从供给侧观察和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要看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水平。中国在这方面也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行业和企业,摆脱了传统的手工加工模式,走上了提高自己企业科技含量的发展道路。这就使得我们原来这个以搞“三来一补”和“加工贸易”为特色的“世界工厂”,正在或已经走上一条全力以赴推进高科技发展道路。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原来的贴牌生产,转而成为能够生产更高质量更具市场竞争力的自主品牌产品,并建立起更加完整高效的产业上下游配套产业链,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个中国的产业竞争力。

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这就是中国产业已经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众所周知,现在中国在打造“互联网+”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并已成为新时代背景下新型制造业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这种新型的以“互联网+”为根本思路的产业生产方式,就可能成为一个赶超发达国家的捷径。

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产业生产方式,包括在生产、经营、管理上向智能化方式转变;在生产流程模式上,从原来传统的大批量生产、大批量销售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向根据消费者需求进行定制生产的方式转变;在商业发展模式上,从原来孤立的只重注重本企业技术、产品质量和市场销售的方式,向通过网络化与众多市场用户、众多原材料供应商、众多物流企业等进行开放式链接的方式转变,如此等等。

当今的中国,大量的行业和企业都在探索网络时代产业的新方式,这必然会走出一条不拘泥于传统产业发展的创新型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创新型发展进展得这么快,产业会出现超常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现在中国在构筑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这使得中国在未来全球产业发展中一定会越来越大地发挥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三、从需求侧维度分析中国经济为何向好

(一)消费需求已成为中国GDP增长的第一动力

从需求侧角度分析,对中国经济发展向好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中国的消费需求。

很多“唱衰”中国经济的学者们都在大谈特谈中国近年来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他们所有的含意都指向一点,那就是认为居民消费率下降意味着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的绝对量在下降、在减少,中国的市场消费能力在急剧萎缩,因而认为这一定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很多人甚至把它作为中国经济“糟得很”的重要论据。

但从理论上来说这绝对是一个误区,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市场消费总额的减少或消费市场的萎缩。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投资比例的上升,一样会引起居民消费比率的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在当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大的情况下,虽然当年居民消费率比上年降低了,但是它的绝对额完全有可能比上年增加,只不过增加的比率比上年减少而已。

所以,对消费市场规模增减最有说服力的指标,实际上并不是当年的居民消费率,而是当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中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到底如何呢?

2018年中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3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9.2%。可以看到,中国的消费需求不但没有下降和萎缩,反而持续快速增长,而且已经连续五年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018年中国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76.2%,将近80%,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GDP中76.2%的不是投资,也不是出口,而是消费。这说明我们国家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改变了以往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战略,通过大力启动内需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平稳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另一方面,许多国内外学者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三大需求”的角度批评中国的金融、债务、资本市场、出口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客观地说,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在“三大需求”中,学者们所诟病的几乎都是“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方面的问题,而对“消费需求”来说,主要批评的则是近年来中国GDP中消费率的不断“降低”,据此很多人批评现在的中国宏观经济是“瘸腿”的“三驾马车”。

但事实证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宏观经济在“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严重萎缩的情况下,恰恰是“消费需求”仍然在迅猛增长,而且在需求侧方面撑起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半边天”。说明中国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指标是,近几年中国与美国的消费规模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中美消费规模差距从2017年的3400亿美元缩小到2018年的2800亿美元,中国消费规模已经相当于美国的95.4%。按照当前消费增速远高于美国的情况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指日可待。此外,2018年,美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18517美元,中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约为4117美元,仅为美国的23%。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意味着中国的市场规模将4倍于美国。

另一方面,虽然2018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6.2%,但是我们国家的消费率(即消费总需求占GDP的比重)仅为53.6%,还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对于中国来说,强大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决定因素,不仅是拥有已经几乎消灭了绝对贫困、普遍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14亿人口,而且还具有世界其他国家都并不具备或目前不具备的三大关键因素。

第一大关键因素,就是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所实现的快速城镇化,为消费需求增长所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9.2%,到了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6%。也就是说在4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镇化率提升了40%,每年平均提升1%。一个国家城镇化率提高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国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如果按照2018年中国的城镇消费支出水平测算,城镇化率每年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5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方兴未艾,每年仍以1%的速度上升,这意味着每年都将会有1400多万的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并且每年都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至少增长0.5个百分点。更何况,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基本上都在80%以上,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城镇化率保持平均每年1%的增长速度,要达到现在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至少还有20年的成长空间,这对于一个具有十四五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将会形成怎样巨大的消费能力,对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可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对于中国强大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另外一大关键因素,就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快速崛起。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一个三四亿人口的中产阶层群体,远超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众所周知,中产阶层群体是消费潜力最大的群体:与低收入阶层相比,他们的消费能力更强;与高收入阶层相比,他们的消费意愿更强。不仅如此,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还增长最快,近年来,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基本实现了与GDP同步,但中等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更快。毫无疑问,中产阶层快速增长的购买力和强烈的消费意愿,是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的强大内生动力。

推动中国强大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第三大关键因素,就是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的应用水平和普及程度远超世界所有国家。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快速普及,物流配送体系日益完善,产业链上下游、线上线下加速融合协作,超市、专业店等传统零售业态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创造了很多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有效地拉动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强劲增长。2019年上半年,中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1.6%,增速继续远超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比重为19.6%;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超过40%。

(二)中国的消费需求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引擎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巨大规模的消费需求是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巨大的消费需求也为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增长做出了难以估量的重大贡献。

中国消费市场不但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而且现在已经是很多国家、很多跨国公司和很多产品的全球最大单一市场。中国不但是全球最大的生活消费品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生产资料市场、运输市场、旅游市场、文化市场,甚至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正因为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市场领域中,中国的消费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决定地位,因此才会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此外,中国目前在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投资引进国。这几年我们和美国竞相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资投资引进国,2018年中国又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引进国。此外,中国现在还是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持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综上所述,正是这些重要的因素,才使得2008年世界遭到金融危机横扫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平衡增长的主要引擎。

四、从潜力侧维度分析中国经济为何会长期向好

潜力侧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态势的决定因素,这里再从科技研发角度,看看它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如何巨大的发展潜力。

(一)中国的科技研发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让我们看几组数字:

一是2016年中国的科研论文发表数量是42.6万篇,相当于国际科研论文总数的18.6%,首次超过美国的40.9万篇。这说明中国在很多重要科研领域的研究水平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

二是在研发投入上, 2015年世界研发开支总额是2万亿美元,美国位居首席,占26%;而中国是第二,占21%。但由于中国在该领域投入自2000年以来每年平均增长18%,而美国只有4%,因此照这种增速发展下去,中国的研发投入肯定很快会超过美国,成为这个领域的世界领头羊。

三是中国大部分科学研究都具有现实意义,在目前世界30个技术应用明确的热点研究领域中的23个,中国所发表的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论文数量都比美国多。

四是在目前两个备受关注和迅速发展的高科技领域,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都是世界排名第一。这两个领域一是人工智能,一是加密货币,也就是区块链。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的相关专利申请量是美国的4倍,加密货币方面中国的专利申请量是美国的3倍,这是两个非常重要这个数字,说明中国这一类前沿科技领域的研究发展迅速。

事实上,现在中国在世界科技前沿研究中有很多里程碑性的成就,如载人航天飞行、基因测序与修复、深海探测,地下中微子和暗物质探测,观察宇宙的天眼工程等,都令世人瞩目。

(二)中国的企业研发和创新方兴未艾

中国企业在产业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表现相当突出,其中大型高科技企业已成为这方面的主力军。腾讯、阿里巴巴、摩拜、吉利、华为、大疆创新等公司无不积极实施创新战略,以期巩固它们在中国国内的市场地位,同时为海外扩张搭建舞台。

在移动商务领域,这方面的情况最为明显,中国企业正充分利用庞大的市场,大力投资人工智能,并成功吸引了海内外广大的消费者。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研发产生的专利日益增加,越来越多专利在国际上注册,仅华为一个企业2018年在全欧洲的企业专利市场中就占到了一半。

另外,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和加速器在各地普遍开花,数量迅猛增长,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和成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拥有充裕风险资本的强劲创业环境正在中国制造越来越多的“独角兽”企业,2016年中国的“独角兽”公司数量在亚洲独占鳌头。

此外,中国的企业已经蓄积了巨大的创新能力,头部企业已经具有了世界级的竞争力,其创新指标正在日渐增长并将继续进步。

在中国,政府和民间投资都在持续支持高科技企业成长,以及企业的研发和创新。随着这些企业的规模和成熟度不断增长,政府对创新的扶持力度持续加大,加上政府和民间逐步提高研发领域的投资,中国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产业变革型创新的引领者。

(三)中国科研创新的社会基础

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创新热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具有一种别的国家难以比拟的容忍度和接受科技创新的雄厚社会基础。而从发展潜力这个角度来说,这恰恰是中国科研创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智能手机、自动化汽车、电子商务在中国的飞速发展,无不证明过去十年间中国庞大的社会人口对接受各种各样新技术表现出极大的渴望和极强的热情。

对于中国的这种特殊现象,有国外媒体评论说,在过去十年间,中国人已经从传统生活跃入现代世界,他们的整个生活都是创新的结果。他们比美国人和欧洲人都更渴望采用新技术,因为他们从未习惯使用旧技术。

五、结论:决定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新三驾马车”

综上所述,我认为,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一是看供给侧的生产能力,二是看需求侧的消费能力,三是看潜力侧的科技研发能力,这才是决定一国宏观经济发展乃至长期可持续发展“基本面”的三大决定性因素。至于其他的因素,对于一国经济的“基本面”来说即便是重要的,但也不是决定性的。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一些人总是“唱衰”中国经济,但中国经济这么多年来却仍在不断快速成长。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这三大要素才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三驾马车”,中国经济就是在这“新三驾马车”的隆隆前行声中不断迈向新的世界巅峰。

//作者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创会理事长、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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